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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纠偏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得“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