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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更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因境。
（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
孙科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个性、行为、作风上与蒋介石的矛盾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有思想政见上的分歧。孙科重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过度强调权威，在国民党内主张用分权代替集权，反对个人独裁。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主张采取灵活的而有弹性的方法，反对一味诉诸武力。孙科尤其重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强调用改良的办法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孙科的这些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互为作用的产物。
（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经常显示出他的文化相对论者的倾向，孙科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发展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在条文完备的立法形式。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是还是最终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只有三民主义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立场具有排斥其他倾向，并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孙科既诉诸意识形态，排斥思想异端，这就为和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2）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1928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新传统主义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面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蒋启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1928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这种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思想，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
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份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功能的分化不够，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庭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希望重起炉灶，那他只有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3）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
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认为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权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