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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国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Bayeux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