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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姑娘（都是号称扬州或苏州姑娘的，谁知道是真是假）来唱个小曲儿，叫你荡气回肠。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享受都够了，你可以起身去后花园闲走，那花厅里已经为你摆好上等的清淡的筵席，享受名厨为你精心制作的艺术食品。这样的生活，虽说要用金钱来堆砌，却的确是“只应天上有，人间几回闻”的神仙快活日子了。这样的高级仙馆，当然只限于那些高官富商、巨室贵族能进去享受，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那些殷实的土老财家里的土少爷，或新发了迹的投机商人，哪怕用白花花的大洋去敲门，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要有身份，懂吗？这是特等的烟馆。
我们往下看去，隔几家铺面就有一户，进去看看，明窗净几，摆设也还讲究，烟土也还不差，算作头等二等的。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就多一些，地主、小官、绅粮、师爷、商人、军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各色的人都有。但下流人是不能进去的。他们是在街那头，烟熏火燎的古巷里头，那里开着下等的烟馆，这就叫各得其所。在这里进出的大都是一般的穷公务人员和下力人，这妖妇并不嫌贫爱富，居然把他们看上了，把他们也迷住了。屋里挤着好几张床铺，竹席上有一个木枕头，中间放着锡灯竹枪，只要能躺下吞云吐雾就行。赶快过好烟瘾，就去卖力气，哪有工夫来摆排场。甚至在河坝和穷巷里有一种不入等的烟馆，用竹席搭一个棚子，在地上放一块草垫，只要躺下几分钟，就能完成和这个妖妇的交往的任务。不过听说近来从东洋又进口了新技术，从鸦片烟中提取精华而成的白面面，洋名叫“白面”，我们这里名叫“梭梭”。这只有科学发达的日本国，才能有这样专门为了在中国“利国便民”的好发明。为什么说是利国便民呢？虽说我们和日本是不共戴天的敌国，我们国家还是可以穿过全线沉寂的前线去把这种新产品运了过来卖高价，于是财政上就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故叫“利国”。烟民们服用简便，只需把白面放在一张纸上，纸上面有一根嘴衔着的小竹筒对着，下面用火柴点着，一缕青烟升起来，他从竹筒把这一缕青烟吸下肚去，就过了瘟，所以我们叫做“梭梭”。这样就无须倒在床上，点灯烧泡，用烟斗吸，既省力又省时，故叫“便民”。这种新发明大有取代古老的国粹式的倾向，这也可见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进步，谁说我们东亚病夫就没有一点进步呢？
既然有这么多鸦片烟民，而这些烟民大多是一经着迷，就乐于倾家荡产，粉身碎骨。相应地经营鸦片烟就成为一个庞大的事业。就不能没有种烟的、运烟的、熬烟的、卖烟的种种机构，相应地就要有管烟的官吏和衙门，跟着来的就有收税的，吃欺头的了。而且山里头还出了专抢鸦片烟的烟匪。欣欣然简直成为国民经济中一项重大企业。但是因为鸦片烟在全世界都认为是毒品，在禁止之列，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为了不失国体，岂可不宣布禁烟？于是相应地又建立层层的禁烟机关。你如果没有看到挂在重庆大街门口的“禁烟督察总署”的堂皇牌子，你总可以在我们这里街上看到贴有堂皇的禁烟布告。这些布告的末尾都写着蒋总裁的大名“蒋中正”。总裁亲自出马来对付这个妖魔，亲自兼任禁烟督察总署的总办，难道还不够重视吗？
是够重视的，甚至可以说重视之至了。你看我们的总裁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亲自过问禁烟的事，在他的总办之下，还设立许多权力极大的督察专员。在各地还设立了禁烟专员公署，在公署之下还设立许多侦缉队，这大半又是由蒋总裁的“贴心豆瓣”们，即那些经常担任特别任务的神秘的特务机关来组成的。他们拥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包括飞机和无线电台在内，还用最新式的美国武器武装起来。这样说来，我国的禁烟工作应该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了。
那么为什么还是烟苗遍地，烟民遍城乡，烟土满天飞呢？这只能怪你不懂得中华民国的“特殊国情”。在我们这个实行三民主义的特殊国家里，一切事情都得特殊地看。而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大国民又是十分精于玩弄方块字的文字游戏的。有些字又是这么容易音近而义通。比如我们拳拳服膺的“三民主义”，有些老百姓讲究实际，就老实不客气地叫“杀民主义”，而我们坚持一党治国的“国民党”，老百姓却喜欢名实相符地叫它“刮民党”。准此，那么“禁烟督察总署”为什么不可以叫“种烟督察总署”或“运烟督察总署”呢？实事求是嘛。这样—来，许多复杂的、不可理解的现象都变得简单明白了。
事实上，谁不知道鸦片烟不仅是蒋总裁领导下的庞大的特务机①贴心豆瓣：很贴心的心腹人。关的经费来源？而且这对于国家财政也不无小补。因为除开在烟价上可以取几倍之利外，还可以在烟民登记上按人头抽取“灯捐”。
谁不知道禁烟督察总署是鸦片烟的总库，而那些禁烟侦缉队便是鸦片烟运输队呢？而那些满街挂着牌子的戒烟所，实际上就是吸烟所。在那里出卖的戒烟丸子不过是可以吞服的烟泡罢了。事实上在“杀民主义”的国土上，在经济上有一个庞大的鸦片烟托拉斯，而这又和政治上的军统特务机构形成表里，互相支持。这便是我们“杀民主义”中国的总裁的两根重要支柱，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政治上的。做生意嘛，谁不知道，十倍的利息可以给人带来百倍的勇气和千倍的凶残。这就不能不使一些地方军阀看得眼红，千方百计想打破蒋总裁的运烟督察总署的垄断，要求均沾利益。是啊，莫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过去美国也还提倡过“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呢。既然你总裁可以保护种烟，可以偷偷运烟，可以半公开卖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地处四川、云南、贵州，土地肥美，气候适宜，比你条件更优越些。于是各种贸易公司、土特产公司应运而生。包种，包运，包销。这些土皇帝为了强制农民种烟和强制老百姓吸烟，还设立了新奇的税捐名目，“懒捐”，你不种烟，不吃烟，就证明你懒，既然懒，抽你的懒捐便是天理、国法、人情都说得过去的了。但是这就和总裁的鸦片烟垄断托拉斯发生了矛盾，有了矛盾，就难免争斗，一争斗起来就难免叫枪杆子发言，乒乒乓乓打了起来。于是在中英鸦片战争过去了一百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又发生了国内的“鸦片战争”。这种战争有时打得十分激烈，真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为了把鸦片烟运入对方的城市和地区抢销路，就出现了一种走私的机构和一种反走私的机构。于是又出现了一种专门的学问——鸦片烟走私学。从而也就出现许多骇人听闻的走私案件。
一般地把鸦片烟作种种伪装，混入商品运，已经不算什么奇闻。就是妇女把鸦片放在不便检查的地方，混过关去，也不算奇事，而且已经为相应设立的妇女侦缉队所破获了。新近在鸦片烟走私学的科学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就是请死人来运烟。死人怎么能被请来帮他们运烟呢？可以，就是把死人开膛破肚，塞满鸦片烟，缝好，穿上衣服，装进棺材，哭哭啼啼，吹吹打打，搞大出丧，混过检查站。但是谁愿意这么狠心，把自己家里死了的亲人提供给别人作运烟的工具呢？这个好办，借几个人来就行了。反正在中国，别的生产不行，人的生产却是很发达的，提供几个运烟工具是毫无问题的，抓几个人来杀了，改装成运烟工具就行了。
这就是最近重庆报上登载的失踪案件突然增多的原因。失踪的有小孩，也有老人，也有身强力壮的下力人，甚至还有公教人员。像你我这样老而无用的公务人员，就是他们废物利用，弄去作运烟工具的好材料。别看我们这一辈子无用，说不定最后对蒋总裁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一点贡献呢。
听说最近重庆许多家长闹恐慌，深怕某天自己的小孩在街上玩耍，被一个陌生人或不陌生的人用几颗糖果引诱了去，从此下落不明。听说前不久在海棠溪过渡的检查站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对夫妇，穿戴神气，女的抱着一个小孩，头上用披风盖着，走过检查站，男的不住催女的快走：“走起点，到城里医院去早点给孩子看病，时间挨久了不好。”检查站的人拉开披风一看，不错，是一个病小孩，脸色蜡黄，放过去了。其时，刚好有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疯疯癫癫在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