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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你摆一摆吧。”别的长工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谁没有自己的—本苦情账呢？可是说不出，也许听了铁柱的诉苦，能够从自己的感情的共鸣中得到一点安慰吧。
长工伙伴们的要求像一颗火星落进铁柱的心里去，突然燃烧起来了。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他和孙小芬的甜蜜然而夭折了的爱情告诉长工同伴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从哪里说起呢？他怎么能够把他的二胡丢在一边呢？怎么能离开和他一同度过欢乐和忧愁日月、并且能够替他倾诉这种欢乐和忧愁的这把二胡呢？离开他的二胡，他似乎什么也摆不出来了。
他忽然想起，他在孙大老爷家当放牛娃儿的时候，碰到两个老长工师傅，一个叫石贵，一个叫牛囡，他们曾经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用自己的歌喉唱着自己编的山歌，倾吐穷人的心酸。那声音是那样的催人落泪却又叫人心里舒坦。他还想起，他的另一个叫王万山的长工师傅，这是他的文化老师，教会他念唱本，并且教会他唱出这些唱本的本事。他自己在过年过节玩狮子、龙灯的时候，也编过一些顺口溜，并且唱出这些顺口溜来。现在大家要他摆他和孙小芬的苦情，何不自己合着自己二胡的弦索，编一些唱词，边拉边唱呢。
就这么办。于是他利用割谷子的时候，边割边想，编出唱词，晚上就和割谷子的长工们，在地坝边、竹林背后的小塘边坐下来，调好他的琴弦，一边拉—边唱了起来。他的感情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开放的口子，顺着二胡曲调从弦索上流了出来。他感到痛快，长工们听起来也感到亲切，他唱的那些苦情不也正是自己的遭遇吗？
从此以后，铁柱成为这群割谷子的流浪汉的中心人物，几乎每天晚上，都不约而同地准时到了铁柱的茅屋里来，或者一同到池塘边去，听铁柱又拉又唱。后来他们割完这一片谷子，要流浪到北边去割另一片晚一点收割的谷子了。大家都裹成一团，不愿意散开，都想跟着铁柱走，走到哪里，听铁柱唱到哪里。
小盼儿跟着铁柱流浪，也和一块割谷子的长工伯伯、叔叔们一起，享受她的唯一的亲人铁柱爸爸的演唱和二胡独奏。她还不懂事，对于人世的辛酸知道得不多。但是从她的爸爸的唱词和叔叔伯伯们的插话里，她知道在世界上有这么一对深深互相爱着的人，曾经扮演过一场多么悲惨的爱情悲剧。她知道这出悲剧中的女主角已经屈死在山中的小河里，男主角带着唯一的女儿芳芳流浪出去了。
她竟没有想到这个女儿便是她自己，因为谁都叫她做盼盼嘛。她也为芳芳的下落担心，禁不住有一天夜晚，她问她的爸爸：
“芳芳和她的爸爸后来到哪里去了？我们能找到他们吗？”
叔叔伯伯们不禁笑了起来，爸爸却一点笑意也没有，反倒皱了一下眉头。可是，他又马上搂住盼盼，和颜悦色地诓盼盼：
“找得到的，你将来会找到他们的。”
盼盼没有兴趣向自己的爸爸学习拉二胡，却对爸爸的演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开始学习歌唱，和着爸爸的二胡旋律。由于她已经很熟悉这个故事，又十分感动，很快就学会演唱，并且演唱得很有韵味。她的歌声比爸爸那多少带着沙哑味的歌声清丽得多了，虽然没有爸爸唱的那么真切，在哀伤中夹着愤慨。
一个好心的叔叔，有一回去县城，竟然买了一个小鼓，还配上牙板和签子回来，让盼儿边唱边打着小鼓，铿铿锵锵很有节奏，敲打在点子上。这样一来，突然给铁柱的二胡增加了色彩。盼儿演唱也更是抑扬顿挫、舒缓有致了。怪不得有的叔叔说：“要是有一身好衣服把盼儿打扮起来，把头发梳好，搽上胭脂水粉，再把小鼓配上架子，用红绸系着牙板，在铁柱这把很有味道的二胡的伴奏下，叫她演唱起来，真比城里戏台上唱清音的姑娘还强得多哩。”
12
当时大家这么说着好耍，谁知后来盼儿真就这么办了。这也是生活所迫，或者说命里注定的吧。
铁柱一伙打零工的长工，割完了谷子，秋风渐起，田里的活路越来越少，就像往年一样散了伙了。有的进城去“打野力”、抬轿子、挑水或者干别的打杂活路，有的下河去拉纤，走码头去了。唯独铁柱带着个女娃儿，没有办法。去当长工，地主老爷倒是看得起铁柱那一身气力和手艺，却不喜欢他多带了一张吃饭的嘴。要去做点小买卖吧，他却没有本钱。搞来搞去，铁柱除开他的那把二胡和盼儿的那副歌喉，什么本钱也没有了。铁柱和盼儿既然不愿意落入沿门打莲花落的乞讨行列，讨残汤冷饭过日子，就只有走进沿途卖艺的行列，凭自己的二胡和盼儿的演唱过日子。这种日子当然比打莲花落的乞丐过的日子稍好一点。
乡下的五大三粗的成年汉子，能跳会蹦的青年小伙子，还有大姑娘、大嫂子、老大娘、老太婆，除开逢年过节，看玩狮子、龙灯和花灯彩船，听打川戏围鼓，或者有幸去远地赶庙会看热闹，平常是说不上什么文化娱乐的。只有烧香叩头，求神拜佛，看端公跳神驱鬼，算作一种文化活动。年轻的小伙子有时碰上运气，可以跑十里八里山路，到乡场上去看耍猴戏的。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牵一只也是饿得没精打采的猴子和一只饿得精瘦的老狗，他给猴子穿上红背心，让它提个小锣，骑在狗背上当当敲着跑圆场，或者翻几个跟头，跳个“加官”，便向还没有来得及走散的观众乞讨几个小钱罢了。在乡下能够引起老太婆、老大娘和大嫂、大姐兴趣的是来了说“圣谕”的，讲“善书”的。那种老头，大概和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差不多的打扮，衣服虽说早已褪色，却还洗补得很干净，穿得很周正，以表示他们的地位要比那些打莲花落的、
耍猴戏的，甚至于比那些卖唱的，都要高尚一些。他的胁孔下夹了一个印花布包袱，打开来是几本线装书，据说这是经过皇帝御览、经过批准了的“善书”。他在随便一个什么院子里，搭上一张高桌子，安好高凳子。大人、小孩仍旧坐在自己搬来的小凳子上，围坐在一周围，好奇地看着这位皇帝派出来的乡村巡回宣传大使，看他毕恭毕敬地向供在高桌中央的皇帝万岁牌作揖叩头，然后登台讲皇帝的“圣谕”。翻来覆去，总不外讲那些对皇帝不忠、对父母不孝、对丈夫守节不贞，到头来受到报应的故事。就是这些也颇能赢得妇女们和老大爷们的叹息和眼泪。这在山村里，便算是相当高级的文化享受了。
铁柱再也没有别的活路，只好去卖唱求吃了。他真的去扯了几尺细花洋布，缝件短上衣把盼儿打扮起来，买一根红头绳把大辫子扎起来。虽说没有钱去买点胭脂水粉，盼儿把脸盘洗得干净，用打湿了的红纸在脸蛋上拍—拍，也显得白中透红，胜过胭脂水粉。加上那水汪汪的眼睛顾盼自如，那水灵灵的样儿，比那些涂脂抹粉的还强十倍。铁柱不管自己的穿着打扮，也要把盼儿的黑潦牙板吊上红绿绸带子，给小鼓配上竹架子。他们也用不着排练，就按他们过去在长工叔叔伯伯面前演唱惯了的故事，游村串院，演唱起来。
起初，铁柱还不敢去乡场上或大庄院里去演唱，只在那些不大的山村小院里演唱。他想，只要比讨口子的身份高一点就满意了。
那些讨口子站在别人家的大门口，一面用打狗棍防着狺狺狂叫的狗，一面打起快板来，数“莲花落”。完了大概能够得到主人家赏一碗残羹冷饭，倒进破篮子破碗里，拿到村头屋角去吃，这还常常不免受到小孩子们的奚落和看家狗的侵犯，也真够伤心的了。铁柱想，去打莲花落求吃，他倒没有什么，可是怎么能叫盼儿落到这样的境地里去呢？现在他和盼儿两个是卖唱的，能够被人欢迎走进大门，在院子里端一条凳子请他们坐上，让他们从容地演唱。演唱完了能够得到大家凑的几个饭钱，或者被请进屋里，平起平坐，让他父女俩吃碗淡饭，喝碗清茶。人格受到尊重，这比讨口子好得多了。
出乎铁柱的意想之外的是，他们的演唱竟然特别地受到欢迎，轰动了山村，都以为他们是从大码头下乡来卖唱的艺人。你看盼儿长得那么标致，举止那么落落大方，演唱得那么荡气回肠。铁柱拉的二胡又是那么打动人心，在乡下哪里见过？何况他们演唱的那段故事，又是那么的引人入胜，婉转有致。这样的故事不要说那些当长工的、当丫头的听了要落泪，就是大娘、大嫂、大姑娘以至青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