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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坐得起来，我是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动，那就等于死掉。那么我还不如看看书写写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样。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鲁
迅先生》，文收北方出版社1936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我这个病，闹的日子不浅了，现在还可以，相信至少可以再支持十年。要是换上你们呢！我看支持两三年就不行。
我这个病，几年前医生就宣布我不行，早就该死掉了，可是我还是活了下来，大家觉得很惊奇。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体格特殊些，这个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是磨炼出来的。看来中国人的生命力特别强的。
还在注射的。曾经抽过水，一抽就是半瓶子。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原有到日本去疗养的计划，但一则我至今每天还要发热，恐怕经不起舟车的劳顿，二则，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许多新闻记者要来访问，不见他们呢，他们不免要不开心，若见他们呢，实在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对付。所以现在是决计不去了。此外还有哪里可去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鲁
迅先生》，文收北方出版社1936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文学家
的灵魂》，文收吉林师范大学1977年编印《日本人士回忆鲁迅》。
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有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
·与日本友人的谈话，录自郭沫若《不灭的光辉》，
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你此刻来，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应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应。
·1936年1月29日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越之”
即胡愈之解疑》，文刊1993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出国，因为一，不愿向反动者示弱；二，正在预备一种著作，须在上海找材料。对你们的好意表示感谢。
·与胡允恭的谈话，录自1936年12月10日《救
国时报》上刊之陈铭枢在1936年11月15日巴
黎各界华侨追悼鲁迅逝世大会上的演说，转自
1994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陈铭枢谈鲁迅》。
你看我的身体怎样呢？他们总是担心我的身体。其实他们在国外过久了，见惯了硕大的西洋人，自然觉得我的身体瘦弱了。究竟我并没有什么病，看来似乎不结实，实则也还好，我天天都在劳动呀！
谣言呢，这是一年到头都有的。怎能顾得了那许多，到国外去住一时，自然是好，而且也曾经这样打算过。但若果是为谣言吓走的，那全不必；因为在国外也是不能久住呀，回来还不是要到中国来，那时谣言或者更多了。
……正是为他（指瞿秋白/编者）搜集各种遗作，预备用半年的功夫，把他的遗著编辑成功。……不必了（指不复陈铭枢函/编者），请你代我告诉他们吧。
·与胡允恭的谈话，录自胡允恭《一个回
忆》，文刊1936年11月6日《申报》。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指赴苏联疗养/编者）。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总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与胡愈之、冯雪峰等人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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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与冯雪峰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能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种危急关头离开中国。中国需要着每一个人。
·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A·Smodley（史沫特莱）《追
念鲁迅》，文刊1937年11月10日上海《文学》月刊第
9卷第4期，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你要我躺在床上躺一年，而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这样的话（指高尔基邀鲁迅去苏住两年/编者），国民党一定会向全中国狂叫，说我收受‘莫斯科的卢布’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说谎。”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我。我不能走”（时史沫特莱劝鲁迅出国休养/编者）。
“谁也不能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和坚持战斗。”
·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史沫特莱《记鲁迅》，
文收生活书店1940年8月版《论鲁迅》。
就是决不定什么地方。日本，我想过，不好。……苏联，我不懂俄文，也太不便。此外，就没有地方能去了。……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还是就在上海罢，每天少做一点事，要玩就玩它一天。我实在不想动。不疗养，我想也不会马上乌乎哀哉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请你们代我感谢法捷耶夫同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同时，请你们转告他们，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绝不能离开祖国。我一离开，反动派会振振有词，更嚣张的。我懂得，苏联同志爱护我，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这次不离开祖国，同样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和他们是心连心的。为此，我更加感激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体谅我这番心意的。
我和高尔基不能比！高尔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我怎能同他比？中国的情形和俄国当时的情形也不同，我离开祖国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对革命不利。所以我决不能走！
·与钱俊瑞等人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
二三事》，见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