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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就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到“火事，火事”了。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退学了。
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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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日战争时代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医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定了些小计划……”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是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等候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寄给我。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给我的不是登载着我那篇文章的什么刊物，而是我寄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又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那年启孟在西山养病，等钱用，就把《小说译丛》的版权卖给了商务印书馆。版权已为他们所有，现在要修收，就很困难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因为这个谣言（传言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老婆/编者），家里箭也似地催促我“回国”，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结果是回国之后，在亲戚、家人的逼迫下和朱安女士结了婚。不过一周之后又独自回到了东京。（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带周作人回到东京/编者）“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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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与胡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转自杨兹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荒原野狼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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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文刊《群众》8卷18期。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回忆鲁迅》。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这件事（指一日本教员上数学课时与学生发生争执/编者）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
·在浙江两级师范时一次调解师生冲突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己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叫一枝黄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批评呢？
·与浙江两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那些学生有些是秀才出身，留着长辫子，他们中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自己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看上去很年轻。许多年长的学生，在背后偷偷地开玩笑：有时说，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有的说，我的孙子比他还大呢。……这些学生年纪虽大，但也很淘气。有一次上化学课，讲硫酸。我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要是皮肉上蘸到一点，就会感到像被胡蜂螫了一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头颈，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个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后头颈上点了一下，他痛得叫了起来。我赶快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
另一次讲氢气，做氢气的点燃演示实验。我把烧瓶中的纯氢等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里时，发现忘记了带火柴，就回到办公室去拿。我离开教室时，关照学生千万不要放空气进烧瓶，否则点火时烧瓶要爆炸的。我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但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演示实验。我把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我的双手炸伤了，鲜血淋漓，溅在点名册、讲桌和自己的衣服上。……可是此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只怕学生受伤，那就不是手受伤，而是脸部受伤了。我急忙扫视一下学生，这才放了心。——原来前面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他们放进了空气，都后撤了。
可见这些年长的学生，对我这个青年教员讲的话，是既不相信又相信，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试一试；因为相信，所以要在别人身上去试。
·与俞芳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