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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回城，还不如不结婚。我老四可不是那种没有脾气的人，按照我的血性，阿妍娘家的人全部加起来，也不够我一个人揍。但是，这所有的委屈，我都强忍了下来。我再也不像刚下乡那会血气方刚，我再也不是那个几天不打架就拳头发痒的老四，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犯不着那样。
一开始，我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阿妍，一想到她辛辛苦苦地等了我这么多年，一想到她这么多年没有变心，眼见着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无所谓。要说忍气吞声，阿妍才是真正的忍气吞声，能和我母亲共处，能和我那宝贝妹妹共处，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妍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我赌气可以不去丈母娘家，她却得天天回到这个家里来受罪。阿妍是那种有了委屈都不会觉得委屈的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懒得与丈母娘计较。打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多少年来的拳练下来，我也逐渐悟出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有很多事是没办法计较的，我知道丈母娘看不起我，看不起也没办法，她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她呢。只要我自己事实上混得并不像丈母娘想得那么差劲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好好地学门手艺。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一门好好的手艺才行，我年龄已经不小，不抓紧不行了。
那时候的人对学手艺根本不看重，大家反正是拿一样的钱，都是三十多块钱。当时的餐饮店都是公家经营，小伙子都喜欢干跑堂，因为这样可以在外面大堂里与女孩子说笑聊天。当时也没什么生意，空闲得很，没有什么公款吃喝这一套，哪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馆子。当时大家都穷，手上都没什么钱，吃吃喝喝仍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嫌疑，因此也没什么客人。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吃苦耐劳，知青出身的人都不怕苦。怎么也比在农村好，怎么也比当农民强。能吃苦耐劳绝对是件好事，我这人后来再怎么堕落，但是吃苦耐劳的习惯没改变过。当时一起进店的几个年轻人中，只有我肯认真地学习点技术，只有我肯动脑筋，只有我肯虚心学习。
我得到了李延龄师傅的好感，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这老头有一手绝活。李延龄那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在文革中也下放过，调回来以后，差不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一直遗憾没有人肯跟他学手艺，看我愿意学，就很认真地教我，那真是手把手地教。说老实话，当厨师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肯动脑筋，肯虚心学习，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入门。我很快就学出了一些门道。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性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皮毛，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当厨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欢上馆子的人都希望与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是些手头有钱的角色，按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子，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子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操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子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露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出身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子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出山，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为大家做了几样菜，有一道鱼做得真是绝对有水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花力气。我做的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仍然还不足以提高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口，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肉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肉价格都是统一的，瘦肉肥肉一个价，给多少瘦肉搭多少肥肉，全看卖肉的高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肥肉，拚命讨好巴结卖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肉的绝对比知识分子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交朋友。我们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马路上，我才感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感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受李延龄师傅的影响，我开始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当时和我来往的人中，有名演员，名中医，名西医，名教授，还有嘴馋的官员。说起来也可笑，我一度还当了票友，正红八百地学唱过几天京剧，唱的是花脸，样板戏中那几段的著名的唱腔，我都能唱，唱得还蛮像回事。当票友之外，我开始养花，玩小鸟，颇有些遗老遗少的味道。那时候，送阿妍上班回来，我便直接去公园打拳。我再也不打陈式太极拳，而是改打杨式太极，有时候是和父亲一起练，他不断地有些新徒弟，我们就在一起练推手。
阿妍怀孕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我没想到会出意外，因为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