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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道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头顶秃了，脸色黄得像只柚子，人家也能认出我。我的头发是在斯蒂亚纳船上流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巴黎市郊这幢带院子的房子。我在这里建起了热带鱼养殖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巴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出一点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子，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毛茸茸的屁股夹在她的两条白大腿之间像活塞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头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头认出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干扰他的欢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种，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头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色油漆和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出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部塞进她那部生了锈的吃角子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瘫痪了的老妓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头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子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进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身上洒的劣质花露水味已掩盖不住尸体的臭味了，但我知道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管从哪个时刻、哪个地点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不，如果我全面观察那些被我排除在主要故事之外的素材，我会觉得它们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包围着我，外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总之，这些素材比起我讲这个故事时突出的那些素材要丰富得多，致使听我讲述的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看到故事的主流包括许多支流，一些重要的素材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回响或看到一点微弱的反光。然而我应该承认，这正是我讲述这个故事要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就是我努力运用的一种叙述艺术的手法。我进行选材的标准，就是坚持不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全部讲出来。
这种做法恰恰象征着极大丰富，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故事要叙述，我就会过分地围绕这个故事而奔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它丧失价值；如果我要叙述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便可以不带偏见地、从容不迫地进行讲述，尽管由于我过多地讲些细枝末节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每次听见栅栏门响时（我住在车库里，养鱼池在院子边上），我都这样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