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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不知这个王朝如何摆布天下，又震恐于该王朝的武力，他们正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观察着。
第二是秦王朝和天下民众的矛盾。经过了战国烈火烽烟的惊恐和刀光剑影的厮杀，天下民众极盼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虽然都支持过本国的战争，但他们并不热爱战争。秦国的统一给他们的和平生活带来了希望，他们在诅咒秦国兼并战争杀人盈野、伤生害亲的残酷性时，也希望新王朝能给民众创造起码的生活环境。然而，秦朝的统治，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
第三是秦王朝内部各派政治集团的利害纷争。兼并了六国的秦王朝内部不乏庞大的政治集团，夺取天下后，社会上层各集团和个人都面临着最终兼并成果的分配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正式确立。以私欲集结的政治集团在利益分配上绝无“公心”可言，因而集团内部的利害纷争不仅不易调和，而且会尖锐化。
秦统一时，北境之外匈奴的势力虽然强大，对秦王朝构成一定威胁。不过，决定秦王朝的生死命运的因素还在于上述三大矛盾及其发展。
不管秦王朝的独裁者嬴政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矛盾关系，社会的发展已经把两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推到了他的面前，逼迫他迅速作出重大的选择。第一是新王朝应建立怎么样的政权体系，亦即是说，新王朝愿意使用什么样的政权机制来驾驭这些社会矛盾；第二是在某种特定的政权体系中，君主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思路来运作国家政权，亦即以什么样的治政导向来操纵国家机器。作为一代开国帝王，嬴政将按照自己对社会矛盾的固有理解和人生价值取向来处政，他对这两个现实问题都作了不同于前朝的选择。
一、 建立郡县，君权一揽
嬴政当时可以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有两种政治体制，一是分封制，一是郡县制。分封制是在全国范围内向皇亲功臣分邦建藩，各邦国承认天子的共主地位，并按期纳贡，各邦国独立地施行管理，有自己的军队，君位世袭。秦以前的西周采取的是分封制。通过这种制度，周天子与各诸侯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割，用饱含等级观念的礼仪来调节规范上下尊卑关系，并相辅治理天下。郡县制是把国家地方政权划分为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单位，各级官吏由中央任命，他们代表中央实施地方管理，不掌握军队，随时可以被撤换。这种体制是战国中期商鞅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而在秦国创立的，它依靠一定的官僚机构形成政治集权，能保证中央对全国经济财富的统一支配和对军事力量的统一指挥，曾在兼并战争中显示过其优越性。
分封制和郡县制本质上都是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形式，二者的不同根本上在于前者体现的是分权制，后者体现的是集权制。用什么方式对待三大社会矛盾，尤其是天下在握后，是否愿意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割、让渡，是统治集团当权人选择何种政治体制的关键。
嬴政在兼并战争中表现了不少过人的才智，他在秦国统治集团中处南面称孤的客观优势，又具有独断专行的主观意志。完成统一后，他成了天下至尊，于是觉得自己和天下人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屑于与他人分权而治（这和周武王在姜太公、周公辅助下夺得天下的情况已不大相同了）。嬴政的政治独裁意识反映在以下事实中：
第一，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绝顶尊贵的名号——“皇帝”，以为自己德过三皇，功迈五帝。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古今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上。
第二，他宣布取消周代的谥号制。谥（shì）号是君王死后，继承者根据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所给予的称号，嬴政认为这种谥号法是以子议父，以臣议君，含有对君王尊严的亵渎，他废除谥法是要保证皇帝的尊严即使在死后亦不受丝毫侵犯。
第三，他又规定一些皇帝专用词，如出命称“制”，发令称“诏”，自称为“朕”，数年后因羡慕得道成仙，又自称“真人”，等等。他对这些特殊名词的垄断独占反映了他强烈的惟我独尊意识。
这就决定了他在本集团内部只能与他人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渡。基于此，嬴政决然地选择了集权性质的郡县制，把商鞅在战争时期创建的政治体制加以完善并推向全国。
嬴政在山东峄山刻石辞上说，他选择郡县制是为了避免“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即是说为了免除天下兵争。当然不能排除嬴政的政治选择中包含了这一愿望。但人们应该明白，嬴政这里所要避免的“争”，不是与六国贵族之争，而是指与秦国贵族之争。他一开始就认为： “天下共苦斗不休，以有侯王”，于是拒绝了封侯立王的分封制。其政治选择所直接针对的是本集团内部有资格分割政治权力的贵族，而不是已被推翻的六国贵族。还在开国之初，丞相王绾就向嬴政建议说： 燕、楚等地偏远，不为置王，将难以镇服。后来博士淳于越又进言说，诸侯国对国家有辅助作用，在对付叛乱时可以互相救援。当然，郡县制在对付旧贵族的反叛上也有其积极性的一面。然而嬴政在体制选择时考虑的重心不在于如何对付旧贵族，而是处理本集团内部的君主与贵族的关系时，如何实现君主对权力和利益的最大限度的占有。
郡县制极大削弱了皇亲重臣对土地、权力和利益的分割，实现了皇帝一人的独尊和彻底的专制；对下层官属乃至整个国家来讲，郡县制削弱了他们与君主分庭抗礼的物质基础，基本上取消了贵族势力武装反抗皇权的条件。免除天下兵争的作用确实是有的，但却导致了皇权的绝对强化，它所保障的是君主权力的至尊无上、无所制约和为所欲为，这就是秦始皇选择郡县制的最终目的。
分封制和郡县制究竟哪个更进步些呢？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在封建社会，判断一种政治体制是否进步，应该看它在历史的演变中是否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按照这样的标准，两种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形式各有短长，它们本身似无多少高下优劣之分，未必郡县制就一定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未必分封制就一定不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就一定违背历史规律，等等。至于哪种政治统治形式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更大些，完全决定于它们各自操作者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的大小，决定于王朝当权人的治政导向，反而与它们本身关系甚微。所谓郡县制更好些的议论，那是就专制统治者因此更利于权力专断，更便于奴役民众而言的，是专制统治者出于利己的标准而作出的判断。历代统治者选择何种政体形式，极少从社会发展、人民适应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却同样地选择了郡县制，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就是因为这一统治形式更便于个人专断，权力独占，更便于鱼肉臣民。因此，现代人犯不着为那个首选了这一政体的嬴政作过分地美饰，以至出现“好人替坏人辩解”的难堪情景。
有人认为，不建立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其实分封制只是家天下中的一种分权形式，并不就是国家分裂的形式。西周和汉初的分封制就并未否定王朝的大一统，在西周的分封制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而郡县制强化了的皇权专制，常常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是秦国郡县制推行十多年后就立即被证明了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即使立足于大版图的国家对社会发展有利这一认识前提之下讨论问题，仍然难以得出郡县制比分封制更好些的结论。
在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优劣评判上，我们这里无意厚此薄彼，仅仅是想破除一个厚彼薄此的思维定式，全面认识嬴政所以坚持选择郡县制的最终目的，客观看待他的个人品格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看清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秦王朝建国初期，由于嬴政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存在，统治集团上层还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专制集权制的怨望，也无法形成与专制皇权的对抗力量，这正是郡县制的功效所在。 楚汉逐鹿人物正解说 作者：李明华第一部分：失道 秦失其鹿 役使天下 为我一人
嬴政建立了郡县制，从而掌握了役使天下的便当形式，他操纵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天下的财物和民众统统都成了他享用和役使的对象。
统一中国后，嬴政穷尽天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