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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谋生之路”，勉强与外商竞争。同治元年（1862年），由于清政府开放“豆禁”，致使“中国
①《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1—453 页。
②《清将浙籍商船停免船捐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152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③《请敕部核销甘省部司各钞票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433—434 页。
商船立见废弃，沿海居民生计壅阻“。①也在同治元年、同治二年期间，洋商鉴于在华经营轮船航运业大获其利的
情况，即”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轮船）成本“②，便纷纷插足于这一领域的竞争，仅在这两年之中就有 20 家洋行
在上海经营起轮船业务，可谓大利所在，趋之若骛。面对这一严重状况，左宗棠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旧式的沙船运输为新
式的轮船航运。他指出：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
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
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
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可见，左宗棠主张自造轮船的目的带有支持中国商人同外商竞争和解决漕运两个方
面的意义。当然，左宗棠因受到社会历史的局限，他当时并没有十分弄清楚兵船与商船的区别，甚至以为轮船能够兼兵
船与商船之用，既有加强海防的意义，又有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乃兵商兼顾，”以新造轮船
运糟，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
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
也“。他还由此推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①这些
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积极影响的。”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②，
表明以轮船取代沙船的近代化趋向是不能逆转的。可贵的是，左宗棠”官轮商雇“的思想，正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
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有利于打破外国轮船商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国第一家
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恰恰带有对外挽回利权和对内淘汰旧式沙船而促进航运业近代化的双重作用。轮
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李鸿章不仅认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则”须华商自立公司“以同洋商竞争，还指出
：”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
在挽回航运业利权的过程中，采用轮船运输和设立轮船公司的重要性。对此，左宗棠不无感慨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
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见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①左宗棠
的见地是先于并高出同时代其他人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不言而
喻的。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外国侵略分子纷纷插足中国事务，当然不会放弃对近代新式工业的干预。对此，
左宗棠采取了相对抗的态度。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致函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页五○。
②［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8册，第 96 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 —61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2 —64页。
②《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5页。
③《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页三二至三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总理衙门，陈述他对于设厂造船一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创办之前“不得不密
者，缘彼族险競嗜利，有利于我之事，彼必挠之”。西方各国“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期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
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②事实果然如此。英国驻华领事
“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来干扰船政局的设立。法国驻华公使也鼓吹中国自造之船，每艘较买外国
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他们的用意无非是企图使清政府长期依赖外国人购买船舰，以此“为牟利之张本”。
③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问题，主张对中国商人征收茶税不设定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于被洋商挤垮。
左宗棠指出，茶叶的行销“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
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
处售买。”①因此，华商“起运、运销茶税，碍难议设定额”。这对于保护华商是有利的。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为徐州铜山县境内的利国煤铁矿减税，以敌洋商。是年，利国煤铁矿兴办，招商
集资，设局开采。左宗棠根据矿务承办人胡思燮的呈请，上奏指出：“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
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若不酌减税银，非
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因此，左宗棠请求“减税银以期畅销”、“以维国本”。②左宗棠还反对外商对中国
纺织业的染指。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致函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倡办者李鸿章说：“上海织布局此禀，在沪华商遵
案附股入局合办，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机器纺纱，原以华民生计攸关为言，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故洋
人亦无能相强，然觊觎之心固未绝也。兹由局禀，清华商附股合办，洋人得有藉口，必烦词絮聒，无以折服其心。与其
转圜于后，不若慎之于前。”③透过左宗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华商附股合办机器织布局是赞同的。左宗棠担心的
是一旦扩大华商附股入局的规模，外商便会以此为借口在华设立纺织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从上述全段函件
的内容来看，左宗棠是把“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一句话作为杜外人觊觎之心、防外人藉端之口来使用的，
并不表明他反对近代的机器生产。有的论者采取掐头去尾的方式，单独抽出“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这一句话来论证
左宗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保固自然经济，未免与事实不符。左宗棠防止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插足是有积极意义
的。其实，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便计划在上海兴建棉纺织厂，吸收中外商人投资，由于华人“绝无顾而问者，
议遂中止”。①然而，外国侵略者不甘就此罢休，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更千方百计地企图设厂制造纱布，由于清朝各
方面的反对和抵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它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二。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13 —14页。
①《闽省征收起运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60—161 页。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③《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至三二。
①《申报》，1879年 3月 21 日。
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