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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
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二年（1833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
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②却与进士无缘。出闱
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③等诗句，抒发了忧国
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
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④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再度北
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
录”。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
之本，以诸史为之证”。
①两年之后，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该书院有学生 60 人，左宗棠对他们从严要求，每日查阅
功课，对“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
的学生，将其“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他还于每月初一“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
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问”。②左宗棠在醴陵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
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贺长龄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下，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
荒政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并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世人的赞誉。一次，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
转道醴陵回安化省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出于对陶澍政绩卓著的敬慕之情，挥
笔写道：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
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
纵论古今，为留一宿”。②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南返
途中，他到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即留住署中，
②癸巳科会试文“注”，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页。
③《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7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5 页。楹联中“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
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即“印心石”。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与陶澍。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5 页。
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③陶还为其子陶桄（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榆。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
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也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
第，遂绝意进取“。④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钞录了十数册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
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
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⑤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
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①这一年，陶谢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七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
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次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并在陶家教书八年中饱览了丰富的
典籍。对此，陶谢之婿胡林翼曾做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
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②
③《清朝野史大观》，第 7卷，第 90 页。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页。
⑤《〈慎盦诗文钞〉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8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三、“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
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示出关
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
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
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
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
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
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
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
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
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
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
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
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②左宗
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
“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
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
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
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
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
“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②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