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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
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
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
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
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
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
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
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
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
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
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
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
工校且然，况泰西①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①《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页。
②《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2页。
①《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65页。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 107号卷。
④《左文囊公实录》，第 1册，第 9页。
①《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
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
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
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
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
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
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②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
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
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
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
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
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
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
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
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
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
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
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
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
①《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
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
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
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
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其父贫居教书 20 余年，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对左宗棠的成长有一
定的影响。左宗棠 20 岁中举，先后主讲于醛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谢家教私塾 8年，旋以一名教书先生
的身份跻身仕途。从左宗棠的生平事业来看，他的前半生可谓以教书为主，其后半生则主要从事于军政活动。而他对于
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又大部分是入官后提出的。当然，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从学与教书活动也是密切关联着的。
左宗棠教育思想的内容，恰同其文化思想的底蕴有潜移默化的相通之处，他一生都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故极力主
张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所以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还由于他出身
“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原因，他在家庭教育及培养子弟方面，反复提倡保持“耕读家风”，并一再阐述“读书
非为科名计”和读书讲求“经世之学”的道理。
一、“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
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
勤罚惰，从严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