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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学同学就在你们301医院。我的高中的同桌就是学医的，上大学之后我们互相写贺年片，我给她写过两句话：“但愿今生永无病，莫逢足下华佗刀”。这话其实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观念：我们对医生的态度就是孔夫子对鬼神的态度，叫做：“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是可尊敬的，要尊敬。但是尽量远之，尽量不要靠得很近。所以人们对医生有一种崇拜半仙儿的感觉。一些学者对“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快一百年了，中国的高科技很好，但是科学观念在社会上普及得很差，人们的科学意识很差。为什么？从思想上讲，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的迷信。看见穿白大褂的就觉得他会治病，有一种仪式崇拜，把医生当作牧师一类的人，这里面就包含着对“科学”做何种理解的问题。
我本人是搞文学的。文学跟医学有什么相通呢？表面上看来，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非科学。现在一说“科学”，就变得很吓人，医学、科学都是一个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成了一种罪状，成了一种罪名。某某人某某事一旦被戴上了反科学的帽子，就离杀头不远了，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科学很发达的国家，说到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有那么神秘。
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它不是一种罪过。人可以喜欢社会，可以不喜欢社会，可以反社会。你可以讨厌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没有罪。科学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用科学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好，但是未必能够做到。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之外、那个广大无限的世界谁来管呢？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至于说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在它之上，有一个东西可以整合它，什么东西呢？就是“叙述”。
文学中有一个学科是研究“叙述学”的。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被“叙述”出来的。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其实是被语言编织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被“说”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告诉大家：文学和医学，其实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都是哲学，都是社会学、心理学，都是政治学！如果你不能跳出狭隘学科的技术分野，那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你永远也成不了大师，你永远是一个干活的人，不论你的专业怎样。你不要以自己的专业为荣或以自己的专业自卑。你说我是扫大街的，我就自卑吗？不一定。扫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人物。台湾有一个人就是掏耳朵眼儿的。就因为特别敬业，特别刻苦钻研这门技术，想办法怎么给人掏得好，结果后来在全世界开了几百家分店，都是一流的现代化设备，很多名流富豪慕名而去。什么事情干好了就是一流的。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二十多年前考入北大的，那个时候考北大中文系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所考入的那个文学班里，全国省级高考状元九名，空前绝后，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所以，到了班里以后，一个个都特别牛，一说就是：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怎么怎么样……那时我心想，人怎么怎么样，跟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多少年过去了，全班50多人，一半以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吗。只不过你可以跟别人吹吹牛，说你在北大中文系上过学而已。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吃北大”的，有些人是“被北大吃”的。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医院都是这样。当我们刚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吃这个单位的，但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总有一天会变成让单位吃我：让我所在的集体因为我而获得荣誉，因为我而增加光彩。我觉得这才是有出息的人。
福柯：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学医出身的，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这其中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吗？怎么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字了呢？还有，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非常珍爱医学题材。就说电视剧吧，你统计一下里面有多少医学题材的，有多少里面写到病写到医院的。就连恐怖分子也喜欢到医院里面去作案。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巴金。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等都和病有关。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它的术语，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来的。像什么“会诊”呀，“感冒”呀、“非典”呀、“上眼药”呀，这些都进入日常语言了。它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了。比如我说：某某和某某处于非典型恋爱阶段。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可以转喻的词汇。所以说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它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
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这次非典疫情的成功控制，虽然焦点首先在医学界，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的转折，实事求是的说，主要不是医学的功劳，而是政治的功劳。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折的？就是政府下了决心，社会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动员起来，问题就丛生，就解决不了。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是城郊结合处，老头老太太都戴着胳膊箍，都是坚壁清野、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每条小路都封锁了。网上有些笑话比较夸张，说看见北京的车来了以后，村里儿童就放倒了“消息树”，喊着“北京人来了”。虽略带夸张，但实际情况很接近。那个时候我出门回家只能走一条路，你想抄近路是不可能的，老头老太太就把你拦住：我们这个村就不能有任何外人来。所以，联合国的官员就怀疑中国，说中国怎么这么快就把非典收拾住了。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按照他们的想法，中国半年也控制不住。正是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知识份子、像我一样的大学老师，重新想到了国家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想到了我们离不开国家；越是希望个人自由的人，越是对个人自由度期望比较高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自由与非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医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觉得我们学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福柯是当代最有名的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所有的人文科学、人文哲学没有不受他影响的。要知道，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现在福柯的书很多，介绍福柯的书也很多。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是介绍福柯的医学理论的。大家到了博士阶段，不仅仅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提高。技术，它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往上走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把一个东西做到艺术哲学的境地就是大师了！就像庄子《庖丁解牛》里讲的“进乎技”，一个杀牛的人能杀到那样艺术的程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应该向往的。
1、“病”是被规定出来的
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影响人文学科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癫狂的问题。什么是癫狂？什么是狂人？谁来规定别人是精神病？精神病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狂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福柯一步一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命名为、叙述为“狂人”的。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感到，我们问：“谁是狂人”？“怎么证明他是狂人”？回答是：大伙都这么说；所有的邻居都认为他有病；我们班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正常。难道：多数人认为的就是真理了吗？这是科学的吗？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近年有一个电影叫《来了》，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