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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是生活，读书一定要和生活结合起来。有的时候，我有些问题想不清楚，有时候在骑自行车或坐地铁时一下子想起来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特别是佛经，在所有的文化体系中我最欣赏两个体系：一个是儒家体系，一个是佛家体系。佛教具有更伟大的地位，佛教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宗教。我觉得，像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为什么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呢？基督教准备先收拾伊斯兰教，然后回过头来再收拾我们中国。所以，中国领导人很英明呀，为什么抓住机遇在南部发展，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大势。那两个宗教都有狭隘性——排他：你必须信我这个神才行，你要是信别的神，你就是异教徒，你就该打。“你为什么不搞民主自由呢”？“你为什么不吃麦当劳呢？”他认为你有病。而我们中国是非常宽容的：你信我的，也好，不信我的，也行。佛教尤其强调这一点：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我也救你。不但人和人是平等的，人和畜生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是万物平等、大慈悲，佛可以割掉自己的肉喂老虎喂鹰。所以，佛教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非常好，叫《水乳大地》，我推荐此书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两个法国传教士到西藏地区去传基督教，与当地的佛教冲突融合的故事：基督教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这两个教士的其中一个，不好，另一个是很好的人，他们都很虔诚，决心完成教会的任务，带着很先进的武器，挑衅当地的部族，发生了冲突等等，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站稳脚跟。小说跨越了一百年，一直到共产党革命，写得非常好。
佛教是主张不杀人的、慈悲的、忍让的，相信这是最伟大的力量，即：我一时被你的武器打败了，因为你的武器好，你有枪、有炮都可以，我可能给你打败，但相信最后的力量是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佛教里面包含着高深的哲学。《金刚经》短小，而且容易入门。我们虽读不了多深，但起码能从中悟到一点：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论语》你完全理解吗？《鲁迅全集》包括金庸小说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北大陈平原先生有一句话说：金庸小说是理解佛教道教的入门书。如果你不能读《经》，你可以读金庸小说，读金庸小说一样可以体会到佛家的那种大悲悯、大慈悲，你一样会有为民牺牲的救国救民的大无畏精神。你看看萧峰，他不就有菩萨精神吗？他是生于契丹长于大宋，为解决两个民族的冲突问题，一死以谢天下。他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和平使者，他身上就贯穿了佛家的惊天动地的伟大精神。所以我在给别人推荐的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继续读这些书。
现场交流（6）
问：医院中的收红包现象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也是涉及面很大的。对此，法律法规是怎样规定的，我不去管它。我首先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医生、对医院丧失了信心，不太相信。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信誉，每个职业都被人不相信。比如，不相信医生，如果不给他红包，他就不好好看病，关键在于这个问题。又如，不相信公检法。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位山东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闯进机场打了空警的事情。然后，各说各有理。我不管谁有理，这也是属于互不信任的问题。首先，这个空警不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说：虽然他已经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证，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对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决问题，然后把空警打伤了。公检法系统也互相不信任。现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但短时间内我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不强，事实就荒诞地变成：战胜我们的民族，他们什么都是先进的，他们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好”是没有比较的，对方根本不读我们的东西，而且翻译的东西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妙处。即使他们派了好多人来学汉语，也只是学一些皮毛汉语，也只是一些日常汉语，很多外国人学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便宜点”，买东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中国的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的，那些诺贝尔文学评奖人也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我们中国的，他们专挑一些他们认为“反共”的作品。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过，从来没有中国人读过，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写东西就给他的评奖老师马悦然一个人读的，而马的岳父就是一个反共右派。我不管马悦然对不对，这起码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文化角度说，中国文学的博大精神，是翻译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说，我们都以为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我接触过好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他们都翻译金庸小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们难住了。我问，“降龙十八掌”你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没法翻译。我说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他在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打人的动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动作，不是，这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我说，你们那个语言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我说，“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里面来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翻译过去，要说明这一个小小的名词，你恐怕得加四五页的注解，你的人民怎么能跟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听评书：一出场来一个“白鹤亮翅”，我说，你怎么翻译？我们的芭蕾舞动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从你们西方来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动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么翻译？即使象李白那么简单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难翻译成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