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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 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 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 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 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