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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没看到他俩亲嘴的场面，可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亲过嘴了，就像那些害相思病的人那样！因为当他们从那破花盆后面出来的时候，花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红印，那就是文福亲过嘴的地方。
文福自己的嘴也被花生的口红染红了，他的脸上也沾上了白粉，看上去就像个唱戏的。我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脸上浮现出十分满足的笑容。
然后我就连忙帮花生擦掉这些亲吻的印记，擦掉化妆的痕迹。我责备她：“你怎么能让他亲呢？光说说话、握握手还不够吗？”
把你的嘴巴交给一个你家里的人都不认识的男孩，是很可怕的。
当然，把身体的其他部位交出去更加可怕。
“我喜欢这样。”花生笑着说，满不当一回事。
“什么！你喜欢这样。这么说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你可以把全家的名声扔进阴沟里？就像两条无灵性的狗，相互追赶着嗅对方的脏尾巴！”
但是就在我为花生用力擦洗脸上的脂粉时，她还沉浸在对文福的梦想中，告诉我文福赞美她柔软的脸蛋、灵巧的双手。“嗨！”她发牢骚说，“你要把我皮都擦掉了。”
“你活该，”我说，“这一块地方擦不干净了，他就像一只蜘蛛咬你的脖子。现在大家马上就要起来了，嗨，这下可麻烦了。”
花生只是格格笑着，去拿镜子，然后说，“让我瞧瞧。啊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她把领子翻起来，笑得更厉害了。
她也不想想，我这样帮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啊。她明明知道，要是她母亲知道这一切的话，我的麻烦比她大得多。花生年纪比我小，所以我得对她的行为负责。不知老阿婶和新阿婶会怎么处置我。
当然，对这种想法你可能理解不了，我怎么会因为花生而惹麻烦呢，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可在当时的中国，你老是得为另外的人负责。不像在这儿，在美国──什么自由啦、独立啦、个人的想法啦、干你想干的事啦、不必服从你母亲啦，没那回事。没人会跟我说，“小姑娘，听话点，我给你吃块糖。”你不会因为做了好事而得到什么回报，甭想。可你要是于了坏事──你家里人可以随心所欲对付你，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还记得那些吓唬我的话。“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永远赶走，当个要饭的，像你娘那样？”大婶婶老是这样说。“你是不是想生一场大病，让你的脸全部烂光，像你娘那样？”打我来到崇明岛位后，老阿婶就说这种话给我听──要是这些话是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她是像花生所说的那样，已经逃走了呢，还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于一场怪病；要不，就像大家在背后议论的那样，她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惹我父亲生气而被送走了。我刚来到岛上的时候，只要老阿婶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就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后来，我不哭了。我竭力不去想我母亲，竭力打消我曾有过的念头，希望我母亲总有一天会来看我。于是老阿婶就想出了新的威胁我的办法，使我害怕。一次，她把我和花生带到上海一户人家，她指指一个正在扫地的姑娘。
“瞧这个可怜的姑娘。”大婶婶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道。那姑娘穿着一条又短又破的裤子，两条瘦腿全露在外面。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然后老阿婶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奴隶，因为她母亲死后她不好好做人，被她父亲卖到这儿来了。
还有另外的威胁。当老阿婶觉得我还不够怕的时候──当我不肯很快磕头求饶，不肯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就会在我头上打一巴掌，“这么硬，这么不听话！谁家会要你做媳妇呀？兴许我该把你嫁给那个老奥皮匠／
她指的是那个挨家挨户给人补鞋的乞丐，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他所修所卖的旧鞋子的臭气。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的母亲都威胁她们的女儿说，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嫁给奥皮匠。要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奥皮匠早就有二十个老婆了。
我觉得老阿婶这么说，不是对我特别凶，也不是在撒谎。我这么说倒不是出于大度，威胁小孩子是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的传统。老阿婶小时候，她母亲可能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找一种无法想象的可怕的生活方式来警告，再找一个好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孩子做榜样。这么做就能叫你的孩子循规蹈矩，这么做就能把他们笨脑袋里的自私思想赶跑，这么做就表示你对他们的前途很关心，教育他们在家里也要守规矩。
但这也是我那天在暖房里感到害怕的原因。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有多坏呀！她这么干可能会断送我自己的前途，所以，后来花生再叫我送信给文福的时候，我当然一口回绝了。
“你自己送去吧，”我说，“我不再做你的红娘了。”花生先是哭着求我，后来就破口大骂。打那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我以为我的麻烦总算到头了，我怎么知道反而惹来更大的麻烦呢？
我后来才知道，文福也生气了。他在大路上等了好几个钟头，等我把花生的信送去。第二天我也没送去，第三天又没送去，他等不及了，于是就找了一个真正的媒人，不光送信，也来提亲。
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实际上，他跟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男人没什么两样。那个时候，结婚就像买房地产一样。在这儿，你看中了一所房子想住进去，你就去找房地产公司。那时在中国，你看中了一家有女儿的大户人家，你就去找一个知道怎样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媒人。
他找的媒人是个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苗阿姨。她名气很大，能把最好的姑娘配给最好的小伙子，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会生下一连串的孩子。几年前，老阿婶的两个女儿的婚事就是她给安排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苗阿姨也就是那个帮助老阿婶赶走了姓林的小伙子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但我本来是应该嫁给他的。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我的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这桩婚事没有钱，”苗阿姨告诉老阿婶，“不错，林的父亲很有文化，可那有啥用啊？他连一个小官也没得做。再看看他太太吧──生最后一个孩子都快四十了，真不害臊。”
但这不是苗阿姨不喜欢林家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好多年前他们两家有过纠纷。花生无意中听叔叔提起过这事。林家和一个当地的姑娘订了婚。“可就在婚礼举行前几个月，”花生说，“林家的儿子跑了，娶了一个上海姑娘──为了爱情，就为了这个！当然这家里的人硬要那位上海姑娘做小老婆，让那个本地姑娘做大老婆。可这成何体统呀？那男的实在讨厌他的未来的大老婆，就故意讨个小老婆来气气她。”
然后花生笑起来了，“多年前的那本地姑娘不是别人，就是苗阿姨。她又气又尴尬，不得不又等了三年，才有人考虑娶她做媳妇。”
就是这同一个苗阿姨现在经常到我家来喝茶，和老阿婶新阿婶聊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谁生病了，谁收到海外亲友的来信了，谁家的儿子跑走当共产党去了。
我和花生当面都叫她苗阿姨，可背后，我们都叫她喵喵，因为她就像一只猎，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别人的隐私。
我想，苗阿姨肯定已经把我们家的所有秘密全告诉文福了：叔叔有一笔大生意，但又丢了好些合同啦。新阿婶是叔叔的小老婆，很受他的宠爱啦。老阿婶是他的大老婆，大家都不得不讨她喜欢啦。花生最小，是全家的宝贝啦。我是花生的堂姐，是在我母亲失踪后，马上被送到这里来的啦。我母亲究竟是被土匪绑架还是杀害，是淹死在海中，还是被埋在土里，没人知道啦。我的亲生父亲富得能给他的小儿子一整个工厂和河口，一幢最富丽的房子，因为他在上海还有很多很多财产啦。我知道文福肯定问过这些问题，因为后来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就在我拒绝再给他们当信差后不久，苗阿姨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把文福的父母亲给带来了。他们来的那天下午，花生兴奋得不得了，以至于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把茶也给泼了。她格格地笑个不停，新阿婶责备了她两次，不让她给叔叔端茶了。但我发现文福的母亲对花生傻乎乎的行为并不注意，倒是一直在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我。
她问我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自己做的。她检查了我衣袖上的针脚，然后说我的针线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