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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
第十章 洛阳幸运
然后战争就开始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你必须把你母亲想象为一个傻瓜──连战争已经开始都还不知道。
可你要知道，不光我对战争一无所知，许多人也都这样──不是傻，而是无知。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获得官方消息，也不知道该问哪个。我们的丈夫们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你在报上读到一点消息，也不能信以为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信。报上登的都是政府想让你听到的消息，就那么一点，讲到这边总是好的，讲到那边总是坏的。我不是说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前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处在无知状态，就像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尽管没人这样叫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大多是小道消息，从这个人的口中传到那个人的口中。我们不大谈打仗。我们谈的都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就像你在这儿谈的一样──股票是涨还是跌啦，物价是升还是降啦，你买不起那种东西啦等等。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你以为是从欧洲开始的？你瞧，说不定你也是无知的哪。世界大战是在中国开始的，那天半夜北京以北响起了枪声，死了几个人，但日本人被打跑了。
你不知道这事？我倒是早就知道了。当然，我听说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这种小仗在中国境内已经打了好些年了，所以看上去只是一种小小的变化，就像刚进入夏天时的感觉，我们开始只是抱怨早上比以前的白天还要热了。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气候，热得使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那个时候，胡兰和我别的不想，光想着吃什么东西才能使身子内部冷下来。我们忙着打扇，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白天，什么事也不干，光喝热茶，洗冷水澡，睡个长长的午觉，要么就坐在走廊里，随着阳光的移动而搬椅子，尽可能坐到阴凉的地方去。
我老是生病，懒得说话，胡兰则像喜鹊般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知道我为什么感到不舒服：“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新鲜，全都有股酸味儿。”
见我没反应，她又发起另外的牢骚来，“瞧下面，”她指指城里，“更糟，简直就像那个有小虫子的浴室那样，又湿又问又脏。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能把人的鼻子都给熏扁了。”这些话讲得我肚子更加不舒服了。
傍晚，飞行员们和教练要回到庙里来吃晚饭。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厅里吃。但美国人吃他们自己那种食品，把油腻腻的东西塞进他们的盆子里。我们剩下的人都小声嘀咕，那么热的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我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
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
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
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