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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赛季后我不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吗？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健康过。”
我—直在努力克服紧张的情绪，当4 年前的那段记忆重新涌入脑海时，紧张情绪就随之而来。那时候，当我和媒体以及球迷打交道时，他们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都是关于西蒙尼和那张红牌的；而现在，则是关于其他一些问题了。我也还在为我的趾骨担心，虽然感觉很好。但我不喜欢草皮的外观，而且我们在一个有顶篷的体育场内，湿度也不稳定，该怎么踢呢？我为该穿哪双鞋而发愁：穿长钉的鞋，摩擦力可能会大一点，但这样一来，鞋可能会粘住草皮，那么在90分钟的比赛里，就有可能伤到自己的脚。
最后我穿了一双恰好合脚的鞋。
去球场之前，我和维多利亚通了电话。她呆在家里，我们第二个儿子罗密欧快要出世了。即使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有人知道怎样让我放松的话，那个人一定是维多利亚。我告诉她自己的感受，她祝我旗开得胜：“享受比赛吧，尽自己最大努力。英格兰这边，很多人都翘首以待。”
我一直努力在想一些积极一点的事。我们甚至谈了如果我得分奠定胜局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宁可那么想而不考虑相反的一面，如果今晚有些什么不对，维多利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上次那样再次承受这一切。
然后，就在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她咯咯一笑：“别做傻事，好吗？”
我笑了，情绪也上来了。
“我不知道，我见机行事，也许我真应该就这么上场，然后踢他们谁一脚，为上次的事报仇。”
我永远忘不了在对阿根廷的赛前，我们走出更衣室时，全队升起的那种激情和使命感。我看了看迈克尔·欧文，他有一种对比赛纯真的全神贯注的表情；我看了看里奥·费尔南德和索尔·坎贝尔，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相同的冷静、坚定的表情，眼睛里闪烁着相同的紧张感。全部蓄势待发了，今晚我们怎么会不赢球呢？加油，英格兰。
我从没听到过这种震撼人心的声音。当我们和阿根廷队一起列队出场时，这声音在过道里回荡；英格兰的声音一球员们的声音——吼叫，咆哮，互相鼓励，好像我们要参加一场战斗一样。而从一开球起，比赛的激烈程度就丝毫不亚于一场战斗。比赛开始一分钟，巴蒂斯图塔就对阿什礼·科尔来了一次凶狠的铲球。其实，他本应该被罚出场的。对顶级球员来说，放倒盯他的人是可能的。赛前我们也私下里讨论过，不要对阿根廷球员客气。我敢肯定他们也不会客气的。从他们的眼里，他们9 号球员的动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球场上的景象让球场内每个人包括球员和球迷都为之一振。
忘记瑞典队，忘记4 年前的事，忘记贝克汉姆的脚疼吧。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能力面对它吗？场内的气氛是惊心动魄的。我肯定每一个英格兰的球迷能都感受到：在那一刻我们每一位球员都准备好了。针锋相对？我们会做得更好。
我比其他队友更难进入比赛。当我的脚已经完全热起来，不再给我带来阵痛的时候，我们已经踢得相当好了，与一星期前判若两队。开始我们双方平分秋色，尼基·巴特满场飞奔，推动我们前进。
即使比分还是0 比0 ，我们已经感到控制了比赛。欧文·哈格里夫斯很快就受伤了，特雷弗·辛克莱尔上场踢他的位置。如果在其他时候，那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节奏。换了别人，可能需要时间适应世界杯赛的节奏，但特雷弗不同。相反，他抓住了机会，左冲右突，给像普拉森特和索林这样有经验的后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准备好了一切，这是他证实自己价值的一夜。他从球队进进出出，最终能够入选，坐着波音747 飞行数千里，这一切都值了。
阿根廷队有一两个机会。我们也有更好的机会。迈克尔闯入禁区射门，球越过了他们的门将卡巴莱罗，我认定它一定会进的，但是那球却滑出了远门柱。然后我又带球到了离阿根廷的禁区六七码处，传还是射？我想再传一下：迈克尔已经从他们的一名后卫身后开始跑了。突然，我倒下来了。西蒙尼从我后面赶上碰到了我的后脚跟。当时，我不知道是哪名阿根廷球员干的，但我肯定裁判会判个任意球。这个地点对我来说距离和位置都不错。我朝主裁判科利纳喊了一声。他看到了这个犯规，但他也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形势对我们有利。我看过去，球在离我20码处往前滚。突然迈克尔·欧文得到了球，他转身过了波查蒂诺，眼看就要进球了。
当欧文过去的时候，后卫伸出了腿。
“点球！”
我肯定我喊出声来了，我知道每个英格兰球迷都这么做了。当我看到迈克尔摔倒的时候，我知道科利纳会看到的，也会勇敢地判个点球。当别人对我犯规时，他坚决地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有一秒钟我曾想：我会得分的，不是吗？我和维多利亚谈过进球的事，这样，在和圣埃蒂安那天晚上我与西蒙尼之间发生的事便彻底翻身了。我前一天晚上做过这个梦？还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一秒我就知道它将会发生了？这些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必须去拿这个球，我必须去得分。一种饥饿感从我的胃部涌起：畏惧。它确确实实不是我脑中的声音，而是那时的一种意识：我一生中做过的其他所有的事，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脑海里涌现。
我知道迈克尔想亲自罚这个点球。
“你想让我踢吗？”
“不，我自己来。”
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球，再把球放在罚球点。我说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
我很高兴科利纳当主裁判。他不会让其他人在札幌这里把事情搅乱。南美球员很擅长对你施加压力，恐吓和扰乱他们的对手。我有理由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因此我没有吃惊。当时裁判、守门员和迭戈·西蒙尼，几平球场上所有的人，都站在我面前，在我和球门之间。我向后退了两步，西蒙尼从球旁边走过，径直向我走来。他停下来，伸出手好像希望我和他握手。握吗？不可能。
我向他身后的球门望去，不想受他的干扰。然后，我转过身，巴特和斯科尔斯走过来把西蒙尼推开。我的同伴，我喜欢那样。
在助跑前我看了一下球。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事都抛开去了，连紧张感都没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不能呼吸。
我记得我吸了两口气，让我镇定下来。我最近为曼联队罚入的两粒点球，都是直接踢向球门的正中，而门将却倒向一边，因此扑不着球。同样的方法再来一次，大卫。我太紧张了，没法让自己机灵点。我不为自己感到紧张，而是为我作为队长的这支球队紧张。
我以前从没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我向前小跑，向球门的方向尽全力把球踢了出去。
进了。
哨声响起。
进了。
这不是你见过的最精彩的点球。但对我，对那晚我们所有人来说，那却是最精彩的。我跑上去，踢了一脚球，本能地知道进了，然后跑向了角旗。紧张，压力，4 年来的压力全都烟消云散。在那个球进了阿根廷队大门的几秒钟，我看到全场的闪光灯全都闪起来了。闪光灯此起彼伏，把与我4 年前在圣埃蒂安得红牌这件事所有关的一切都驱散到夜空中去了。当4 年前我回到英格兰时，父母在希斯罗的表情，和我很像一个人在酒吧外闲逛的照片，以及在阿普顿公园人群对我的咆哮等等，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我脑海中的这一幕幕场面戛然而止，4 年来第一次不再纠缠着我。
我展开双臂，冲向我们的球迷，身穿红色球衣的英格兰球员从后面跑向我，想和我一起庆祝。我没想到心里的负担真的没了。我必须挺过来，在1998年发生的一切磨炼了我，使我有能力作为队长带领球队踢2002年的世界杯。而这一脚球却使我的所有负担顺利地减轻—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