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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息，于是她给他递过手去，他就紧紧地抓着她，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他们两人都不做声；只有一次，她听到他在啜泣，就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八天时间呢，别去想这事了。”她劝他去想些别的，对此她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手冰冷，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由此她感觉到，只有这一种思想占据着他，支配着他。她知道，决没有什么法宝，能使他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只有时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她知道．时间每走一步，她心爱的人就离她远了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使钟摆停止了摆动。现在时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他们俩并挨着，默默地躺在床上，心里波澜起伏，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晨潮朦胧，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他起了床，匆匆穿好衣服，犹豫不决地、慌里慌张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来回数次。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悄悄开了门。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闩时抖个不停，怯生生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真的，那条狗像朝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那样向地扑了过来，然而它认出了他，他在它身上抚摸了几下，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不住地摇着尾巴，想要跟着他。但是他用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羊肠小路跑了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慌张。有时候他还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座渐渐消失在迷雾中的房子，随即又跑开了，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到了那里才停下来，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想跟他攀谈攀谈，可他避开了他们，现在和别人说话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但是站在湿流浪的铁轨前空等着，又使他感到很难受。他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掷进一枚硬币，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他跨下磅秤，钱币咋哈一声掉了下去，这时他才发觉他忘了看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都感到恐惧了。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想强迫自己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可这时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机车已经在远处长鸣。火车呼啸而来，他跳上一节车厢。地上有一张脏报纸，他捡了起来，呆呆望着这张报纸，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我不必那么匆忙，”他说出了声，话刚在嘴边咕嗜了一下，他又继续往前走了。
他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他束手无策，环顾四周，想找辆汽车。他双腿在颤抖。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他叫住了车子，像个投河自杀的人钻进了汽车，说了声：“到领事馆街。”
汽车疾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驶，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阵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了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接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投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
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
“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子。如果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