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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绫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
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世业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臣吴中行伏拜。
吴中行刚念完，赵用贤便从袖筒里摸出两张笺纸来，言道：“愚弟的具疏只是一个草稿，尚未写成手本，索性也念给大家听听。”说着，把笺纸抖开来，清咳一声念道：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效仿先朝杨博、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
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但区区稍伸其痛，於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
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谟二臣，竟哓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非也。
赵用贤草拟的这道疏文，看来还没有呼应成篇，但听得出来，比起吴中行的那一道折子，言辞更为愤怒。这也是官场上论争的套路，先温和后激烈。就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政见抨击当道弹劾权贵，这本是士林清流的传统。尽管进言者往往遭到贬谪甚至丢掉性命，可是仍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挺身维护“道统”者，若能九死余生，往往都会变成士林景仰的人物。今日与座的七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中青年士子，满脑子都是立言立德立名的书生意气，因此，他们对张居正夺情同持异议本是意料中事。艾穆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城府也深一些，他把那两道疏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中行：
“你这道折子何时送上？”
“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折。”
大凡官员递折都交由通政司转呈，但这样就慢。如果急投，则官员自己到午门前投递，在此守值的太监就会立刻送进乾清宫。若守值太监不肯，官员就于此敲登闻鼓。鼓声一响，整个紫禁城都听得到。
“那么，汝师兄的折子也就随后跟进了？”艾穆又问。
“是的，最迟不过后天。”赵用贤答。
“你们二位想过后果没有？”
“想过，”吴中行回道，“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被逐出京城而已，但我想尚不至于。”
“为何？”
“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
“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采纳呢？”
“再上折子。”
“谁上呢？”艾穆语气森然，善意讥道，“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折么？”
“那……”吴中行语塞。
赵志皋眼瞧着气氛不对，便道：“和父兄这是危言耸听，小皇上与李太后向来关注清议，事情尚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
吴中行愤然把桌子一捶，发誓般嚷道：“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不惜。”
“如此甚好！”艾穆眉毛一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言道，“子道兄，如果你和汝师兄两道折子上奏，尚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折子，就由我艾穆来上。”
“还有我。”沈思孝立即补了一句。
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艾穆与沈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已是激动万分，便大声呼唤店伙计再大壶筛酒上来，七个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艾穆趁着几分醉意，提起嗓门说道：
“你们翰林院这班文臣，都是诗词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班门弄斧，填一阕词来献丑。”
众人听罢一起拊掌欢呼，吴中行吩咐店伙计搬来纸笔墨案。艾穆趋上前去，拣了一管长锋的羊毫，饱濡浓墨在纸上写下墨气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缕曲。
接着笔走龙蛇，纸上竟腾起风雷之声：
散发走通衢，问今日，燕市悲歌，何人能续？国遇疑难风乍起，忍看乱云飞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
荒鸡听夜角，太平岁，依旧有城狐。景山上，红叶疏。
耿耿襟抱愤难诉，怅长空，月沉星隐，更无烟雨。幸有儒臣疏两道，胜却万千词赋。开尽了，世人眼目。
明日帝都腾侠气，扶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雁声苦。
写罢，艾穆又用他亢急的湘音吟诵了一遍，虽是急就章，倒也写尽情怀，众人无不叫好。吴中行朝艾穆一揖，言道：
“蒙和父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午门投折子去，我还留下一个副本，待把折子投进大内后，再去纱帽胡同，把副本送到首辅手中。”
“你为何要这样？”艾穆问。
“明人不做暗事。”
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酒。赵志皋看他似有些醉了，便劝阻不要再喝了。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夜深散去。
张居正·金缕曲 熊召政著
第二十六回 说清田新官三把火 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真把那道《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携到午门投到大内。就在当天下午，性急的赵用贤也把疏文誊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西暖阁读罢两道疏文，再也不用请示太后——因为太后早把主意出给了他，为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枷拷示众。”当天夜里，锦衣卫缇骑兵就把吴中行、赵用贤两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戴上四十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跪地示众。
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溢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作出的敷衍。同一期邸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瀚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担任。他们两人都是因张居正的推荐而履任新职。推荐他们，张居正确实动了一番心思：王国光既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又是难得的干练之臣，且还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他主政户部五年来，朝廷赋税收入年年攀升。这样的专才循吏，实属难得。但若让他在户部职上久任不迁，虽无悖于朝廷用人之道，却有负于朋友之情。政绩斐然不能升官，谁还肯替朝廷效命？吏部与户部虽同属二品，但吏部毕竟是六部
之首，文官至尊之位。如今让王国光继任，不但对他是一种奖掖，而且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再说王崇古，万历四年因戚继光部发生的“棉衣事件”而受到牵连，他的精神一度萎靡不振，宦途也受到影响。那次事件发生不久，兵部尚书谭纶就因积劳成疾死在任上，按张居正最初的想法，王崇古是理所当然的接任者，但这时候，如果让挂兵部尚书衔的王崇古到部主事，势必引起人们的诟病与非议。于是，张居正改推南京兵部尚书方逢时接替谭纶，王崇古职位事权不变。尽管此前张居正已把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提拔为辅臣以示安抚，但王崇古仍觉得自己有些受屈。张居正也认为王崇古是有大功于朝廷的良臣。隆庆五年，正是由于他大胆建议接受当时最强大的蒙古部落首领——俺答封贡的要求而创立互市，一举解决了数十年与蒙古部落的边界战争。因此，无
论从功绩名望与才干哪一方面讲，王崇古都应该成为部院大臣。如今“棉衣事件”已过去一年时间了，人们对于它的记忆已逐渐淡忘。张居正遂决定推荐王崇古膺任户部尚书一职。让一位指挥干军万马的边帅来当锱铢必较的财政大臣，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如此安排，正体现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其一，经过五年的拨乱反正及规划谋略，朝廷的财政制度大致上已趋完善。王崇古履任后只须谨守章程办事，即可控制局面；其二，皇上已批旨允行在全国展开清丈田地，这一工程被张居正视为涉及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执行起来必然要触动许多势豪大户的利益，而受到种种阻拦。一般文雅儒臣，难以担此重任。王崇古征战多年，早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由他出掌清丈田地之责，便可以排除险阻威慑群小。再加上王国光掌吏权，一些与势豪大户勾结的地方
官吏想玩弄伎俩破坏清丈田地工作的进行，亦难逃他的法眼，有这样两个股肱大臣共襄此事，则不愁清丈田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