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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手办理他的事情，为了他，我跑了无数次医院，陪他一起去评残；去劳动部门，看着他在一些文件上用左手签歪歪扭扭的名字，看着他眼睛里的茫然和无助。他年迈的父亲默不作声地跟在我和他旁边，偶尔叹口气，说：“命啊！”
在整个医疗和评残过程中，我完全放弃了为公司说话，我愿意他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他的主治医生暗示我说，他可以办理出院了，但是，他本人暗示我他不想出院，说万一伤口发炎了呢？还是要留在医院里。当头儿问到他为什么要在医院治那么久的时候，我答道，他伤口发炎了。
他是为了一种安全感才留在医院里，他以为，若出了院，就不能向公司借钱，赔款又不知何时能拿到，他和他父亲会陷入困境。我想，在此刻他的眼里，世界是冷的。所以，在他父亲每次来公司支钱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态度，怎么忙也不在他面前露出不耐烦，放下手头的事，把他的事先办了。是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仅仅是可怜，我希望自己能让他们觉得世上还有一点点温暖。
当他领到他应得的赔偿金以后，他还继续来找我，说在报纸上看到，浙江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为他这样遭遇的员工，额外给了20万元。他也想做那个幸运的员工，希望我能向我的头儿汇报，让我的头儿向浙江的那个企业主学习。我没有一口拒绝他，虽然我知道他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杨小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也许，我真的是个好人，但是，我是好人我也无法改变制度，制度是冰冷的，特别是在钱面前。
我劝他先回去，事情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租房耗着会把他的那笔赔偿金用完的。他对我伸出那只断了三个手指的手，说：“杨小姐，我刚出来打工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这点钱够我过一辈子吗？”我知道他刚从家乡出来不久，分到冲压车间做搬运工，他听说冲压工的工资比搬运工高，趁某个冲压工上厕所的时候，擅自开动了机器。他说：“我只想快点学会一门技术。”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
第54节：车改
车改
其实，无所谓什么车改。部门经理们以前都没车，出去公干都是公司派车，现在部门经理们几乎都买了车了，出去公干自己开车，公司给了一定的油补，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存在改革。所谓“改革”，就是有一个旧的东西，再把它改革成新的，当刘副总在确定油补额度的会议上提出来要“车改”的时候，大家的心都“咯噔”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刘副总还没有属于他自己的车。我们也曾经揣度过，刘副总他不可能买不起一辆二十来万元的车，他之所以迟迟不买车，就是因为他是公司的副总。公司的副总共有三个，其他两个副总，马副总和李副总，都开着公司提供的专车。众所周知，用公家的车，坏了由公家修，没油了由公家加，自己独享出行之便利，当然是不亦乐乎的。而在刘副总看来，他也应该在那个福利圈内。虽然公司并没有明文规定，每个副总都有资格拥有一辆公司配给的专用轿车，但是，既然在他之前的副总都有了专车，刘副总也应该享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
惯例应该不算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是制度，刘副总会根据制度写报告提出为自己申请一辆专车。现在，刘副总没有制度可依，只好在会议上强行提出，要进行“车改”。当时，马副总和李副总也是在会议室内，所以，当刘副总提出“车改”议题的时候，执行董事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公司的那些车过几年也快到报废期了，以后都采取大家自己买车再由公司给予补贴的方式。”大家听到的意思就是请刘副总不要再提到“车改”这个词，反正马副总和李副总也开不了几年公家的车了。
刘副总之所以没有专车开，是因为刘副总是公司内部提拔到副总这个职位上的。他以前是销售部的一位副经理，某一年他的业绩超群，就坐上了副总的位置，那时是有给他购车的计划，但是第二年开始，他的团队业绩并不比其他团队出色，他的车子就一直被延，直到遥遥无期。而马副总和李副总是“空降将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来任职的时候，公司给出的诱人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专车给他们，虽然，我们都觉得马副总和李副总与刘副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幸好，刘副总没有在会议上再说这个议题。不久后听说，刘副总将“车改”之事写了一份报告，欲呈给董事会讨论，根据制度，先呈到执行董事的案头。听说，刘副总那个报告的开头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刘副总将被委以重任开发北方某一城市的市场，刘副总愤而辞职。
奖金制度一直是公司管理层的心病。无论怎么改革，不管这制度看起来如何与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挂上了勾，最后还是会变成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55节：奖金
奖金
只有我知道财务部的袁经理为什么要推迟发放一月份的奖金。当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公司需要改革奖金制度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虚弱。我坦然地直视他的眼睛，我相信我的眼神充满了理解与诚恳，而这理解和诚恳是我想让他看到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比他更老奸巨滑，更居心叵测，更难以捉摸。
奖金制度一直是公司管理层的心病。无论怎么改革，不管这制度看起来与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挂上勾，最后还是会变成一成不变的东西。从奖金制度可以推理出人和人之间的共性，在日常的普通的工作中，没有谁会比谁出色多少。也就是说，没有谁能理所当然地可以比别人拿更多的钱，所以，奖金也就慢慢地趋向于均化。
我和刘姐办交接手续已经半年了，刘姐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她就要在近期离职，我来接替她的位置。她是公司的元老，和谁说话都有点老气横秋，唯独对我十分友善。在她的争取下，我的奖金升了一级，与她等平，等于是提前扶正的意思。她对外讲到我时，总是美言有加。所以，她算是有恩于我。
财务部的袁经理，只大我一岁，我入职人力资源部时，他对我说：“终于来了一个可以沟通的人了。”他的意思明显是说原来的刘姐难以沟通，但我没有接他的话，只报以憨厚的笑容。我每到袁经理的办公室一次，他就和我提奖金的改革问题，希望我和他站在一起，拿出一个完美的奖金改革方案来。所以，他是个改革派，刘姐是保守派，而我是两边都不得罪的中间派。
没等袁经理的改革方案草拟完成，刘姐在年末某日上班的途中摔了一跤，胳膊骨折。根据《劳动法》规定，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属于工伤。刘姐因为工伤休息了大半个月，她的离职也就往后推。在发放12月份的奖金时，袁经理坚持奖金不属于福利范围而扣了刘姐的奖金，刘姐听闻后，根据《劳动法》“工伤期间工资和福利照发”的原则和公司之前的工伤处理惯例，由我帮刘姐成文后呈交董事长特批。袁经理不得不叫出纳支了奖金给她，刘姐不免在袁经理面前洋洋得意了一番。其实我交董事长批文件时，袁经理也在，他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是我为难的眼神让董事长在文件上签了字。
刘姐做完这个月就正式退休，这个月，我们的董事长去了欧洲公干，本来可以循例发放的奖金，因为袁经理坚持等新方案出台再发放，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需等到董事长回来一锤定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