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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
钟鸿的往事令人唏嘘。早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就认识她了，她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热情开朗，美丽聪慧，她和市里的青年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她也是地下时期参加革命的，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她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后来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夏天，叫做不平凡的夏天，划成了“右派”。
在我也获得了相同的遭遇以后，见到她，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次，深刻呀。”仍然毫无怀疑，毫无自我保护，仍然像清澈的湖水一样迎接着恶风浊浪。
后来我们一起在门头沟区檀柘寺附近的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处劳动。她养猪，我们更多的人是种地。她穿着工作服，一身的猪饲料味道，脸红扑扑的，大眼睛仍然闪光。
后来她的眼睛也算一项罪名，不知她知不知道，有人断定长着这样的眼睛的人一定会有问题。美目倩兮，罪莫大兮。如果她长得像猪八戒的表妹，说不定会得到更多的平安与福气。这也是一种逆向淘汰即劣胜优败。另外，从政治上精神上修理一个形象好的女性，说不定也是一种弗洛伊德吧，尤其在许多人生活得压抑的时刻。谁知道呢？
后来我得知，她的家庭生活也解体了，一个女性能遇到的不幸，她都遇到了。
然而，她是坚强的，她没有倒，她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她仍然是文艺人，电视剧，戏曲电视，编刊物，出书，成绩蜚然，应可自慰。
环境有时候是严酷的，历史是曲折的，无辜的人有时候受到了太多的试练和折磨，有为的人却从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深沉，洗掉了许多浮躁之气。我同情她的遭遇，也佩服她的坚强与始终如一的努力。
我还欠着她一个“账”，就是说，一九七九年我写《布礼》的时候，就直接使用了也可以说是掠夺了她的小诗，作为《布礼》的主人公的诗作：《冬小麦之歌》，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观念，也说明了我对钟鸿的此作的印象之深与对她的遭遇的不平，我曾经想通过这个“挪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一下钟鸿的命运。钟鸿的诗和我的中篇小说在一起。
感谢钟鸿的宽大，没有起诉我的侵权，谢谢了。谨用此篇小文来弥补一下我的过失吧，愿钟鸿不老，新作迭出，更愿她对祖国的民主法制进步的祝愿一天天落实，使后人们生活得更加合理而且快乐。
巾帼红颜的人生咏叹
从维熙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个人有点犹豫。但是几经斟酌，觉得使用这个标题为钟鸿女士的这部自传性的记实之作的前言，还不失为贴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忘我奋斗；此外她年轻时是一位秀雅而美丽的姑娘，革命的憧憬与文学梦想同时孕育于怀。她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婚姻的畸形幻灭，劳动改造岁月的酷暑寒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世伤痛．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遗留下的所有痛苦，似乎都挤压在一个女性身上，因而当我读罢书稿后，深感这是一曲人生咏叹的悲歌，心灵久久为之失衡。掩卷深思，这曲巾帼红颜悲歌之源，始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又经反右运动，膨胀于疯狂的文革年代。
我与钟鸿女士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我作为初涉文坛的一个青年作者，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她虽然只是旁听或记录，但出于对党领导的理性认知，我还是把她当成党的潜影。可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这位安静而儒雅的女士，竟然先于王蒙、燕祥、友梅、绍棠和我划成右派分子。当时，虽然我已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为她划右而感到不解，听说她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一首题为《冬小麦之歌》的小诗，成为她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佐证之一。那首小诗诗文如下：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仅今天的读者会觉得其荒唐，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过滤其诗中的几行文字，也很难从其词语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子来，促成钟鸿开始了她人生的冰雪炭途。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笔者在没有被送进“大墙”为囚之前，曾有幸与钟鸿在一起改造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荏苒，已然流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钟鸿在那个年代的形影，仍然鲜活如初：那地方是一个大山峡谷，名叫“一担石沟”，她当时干的活是喂猪，每天从山下挑着猪食，一步步地攀登石崖，把猪食挑送到山上的猪舍。有时也上山割荆，背着一捆捆荆枝，从大山之巅下来。当时，我只看到她欢快地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不解她内心深处的沧桑。
直到今天，她把这部生命自白的书稿，摆到我的书桌上，我才从其字里行间得知了她心灵上承载的重轲。她是个蹚过苦水河的女人，燕祥曾这样总结钟鸿的经历，说她是“把女人的一切不幸，都集中于一身的女性。”这真是对钟鸿一语中的的解析。书中，关于两次婚姻的不幸描述，已让我内心酸楚；她儿子的遭遇，更是催人泪下——特别是次子小建一在文革时期，为一本红宝书而变成跛足、后又过早离开人世的章节，让我为身为母亲的钟鸿而心灵震颤……
静夜深思，不禁在内心深处升腾起对钟鸿的深深的惋惜之情。她出身名门，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武道和东方文采两种基因：她的生父钟皿浪，从北伐战争直到革命战争，可谓披荆斩棘的一代浴血帅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她的母亲是唐代的诗相贺知章的后代，当属于名门闺秀；加上她的继父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长沙任教时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无论从遗传学的“硬件”，还是她自身的资质上讲，都能成为中华一代天骄。但是历经几十年的蹉跎岁月之后，云霄大鹏与尘世哀雁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叹之余，深感到世道之有失公允。
笔者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深感绵软的笔锋，无力解析历史的冷面和怪诞。但笔者知道钟鸿个人痛苦的心灵史，绝不属于她个人，而隶属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台风不停地刮，大树低头，小树折腰，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皮肉里都留下了时代强台风肆虐的烙痕。不是吗？好在她凭着生命的毅力和人生的理想，她闯过了“台风”季节，坚强地活下来，而且为社会作出贡献。笔者希望钟鸿女士更加珍惜人生的黄昏斜阳，让多采的半支莲在晚霞中潇洒摇曳。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半支莲
（别名太阳花、松针牡丹、死不了、马齿笕）
生长于苦难的土壤，
历经多少世态炎凉。
能否绽放七彩的花朵？
能否寻到美丽的霞光？
第一章混沌入世
一、 死后生
如果说我像一朵“半支莲”花，一朵“死不了”花，那是从我不平凡的出生开始。
母亲常说起关于我出生的故事：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全东北，就在这灾难发生不久，1931年11月7日我诞生了。
南京，头道高井八号的小门前，一位30岁左右，着灰色旧西装的男子，吃力地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孕妇，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快！快！快上医院。”
那时南京城里石板路多，跑起来比较吃力，虽然入冬，车夫跑过几条街，就不断擦汗了。车上的男子名叫钟健魂，他眉头紧皱，神情焦灼。约摸半个小时。人力车夫在一家不大的妇产医院门口停了下来，钟健魂匆匆付了车钱，好心的车夫帮他把孕妇抬进了急诊室。
急诊室的一位年轻男大夫问：“怎么？要生产了？”钟健魂回答：“不！不！”“要小产？”“噢，噢，不是！不是！”“哪到底怎么回事？”钟健魂说：“可能，可能是吃了安眠药。”年轻大夫瞟了他一眼，说：“我们这里就管接生。”钟健魂说：“求求您救救她吧！”一直背着身整理药柜的上了年纪的女大夫转过身来说：“看样子也快临产了，给她检查一下吧！”青年大夫顺手写了个单子交给钟健魂说：“去收费处办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