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笞芡乘谥泻＃傥幕趸厍壬髡哦ㄒ谀抢锿氛曳孔印Ｎ宜到逃考饶锨ǎ溆斜逼绞械巢堪峤チ耍蟠实浔嘧氪∪莸孟拢蟛晃饺唬担骸凹仁窃勖谴蠊婺５淖堋柑ā裼胁缓凸⒈逼酵际楣莶⒘⒃谥泻Ｖ恚浚鞘焙颍际楣菡Χň尤侍梦葜罚罄丛诒焙０侗吒橇诵鹿荩虐崛ノ慕蚪值摹＃�
从继父的诗词中，方知大词典曾经设在到北平最美、最尊贵之处，原来得益于钱玄同先生的主张。但如今也有不了然的事，从上引诗注中，知道继父为汉语大词典至少是从1928年（民国十七年）至194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改属北师大、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母亲继续在那里当缮写员直到1961年11月退休。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还送了母亲几本，她转送我一本。可是在词典中无一处提到黎老曾经付出的辛劳。难道《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在他黎老领导下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基础上完成的吗？
还是回述1947年吧？那天偶遇游行演唱队伍后，已感到古城的恬静中孕育着一种新的力量，似乎见到了内战的侧影，我若考入师大，是否也会投身其中？此刻我还不懂何谓“革命”，一切都还是朦胧的，我也没有多想。
考学前妈妈和继父从南京开会回来了，还带来了守诚的6寸彩照，真可谓是无可挑剔的英俊青年。守诚从上海到南京看望二位老人家，继父也很欣赏他，认为这门亲事可以定了。我却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还小，谈婚事太早。但我非常珍惜守诚这张照片，还在背面写上“张开你温存的眼波，守住你永恒的沉默，诚心诚意地看着我。”我这些题词，守诚全做到了，而我却被后来遇到的所谓的“革命英俊”拆散了，只剩下这张照片，当然这是后话。
二、投入学运
1947年9月我以作文单方面优异成绩被北平师大中文系录取，这是迈过高三又跳了一级，因此成为当时北师大年龄最小的学生，不满16岁。当我一跨入师大，各种社团马上向我、向所有的新生伸出热情的手。在新生报到处，曾经在街头认识的那位赵大姐和一些唱歌的同学打着“群声合唱团”的横幅迎接我们，帮我们提行李送到宿舍；新诗社在食堂贴出了迎新朗诵诗。一股股热风向我扑来，我感到从未有的温暖。
当时的北师大二、三、四年级在和平门外新华街，称本院，我们一年级的新生住宿、教室则称二院，在离西单不远的石驸马大街，现名新文化街。现在新办的鲁迅学校就建在我们原来的二院校舍里。
1952年北师大与辅仁大学合并，后来就集中迁移到新街口外大街了，校舍扩大。
在群声合唱团里我学会了许多歌：《黄河大合唱》最有气魄，不但在本校唱，到北大民主广场去听进步教授讲演，去联欢时，几百人一起唱，真使心灵得到升华。从《黄河大合唱》的“我站在高山之巅”开始，唱到：“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扬，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周围扮演”边唱边感到黄河的滚滚惊涛就在我心中汹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冉冉而升，我也要做祖国的英雄儿女，要像黄河一样的伟大坚强，满腔热血啊！与黄河一起奔腾。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种地，你要穿衣织布忙，”“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唱也唱不完”这些歌不是让人痛心的抗战流亡曲，更不是那些“香槟酒气满场飞，”的靡靡之音，它们是促使青年向前、为创造理想社会的、富有鼓动性的旋律。
我又参加了《新诗社》，在这些社团里，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学生彼此就成了朋友，我们互相传阅着革命的书籍，又衍生了各种读书会。
很快我把正课当成了副业，几乎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神经都沉浸在“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学生运动中。读书会读的是苏联的小说《虹》、高尔基的《母亲》，还有所谓苏联“同路人”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作品《第四十一》；解放区的作品《李有才板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还常到离西单不远的六部口犄角的一个不显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去买书，在那些《三侠五义》《啼笑姻缘》等等通行的书皮里面，藏着各种苏联的、解放区的、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胡风等的著作，我如饥如渴地吞读这些书。从这些书里我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正是要实现我向往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
那些歌曲表明新社会阳光灿烂、稻花喷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学运，在中共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将鲜花开遍全国。
对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是许多青年的共同愿望，这些青年并非个人生活受迫，而是热烈地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富强。比如我，自从我回到母亲家后，生活一直比较优越。因为继父不仅是著名学者，在国民党政府中也蛮有地位，所以在政治上，个人也没受到任何压力，何况我还是个孩子。也许正因为还是个孩子，心地纯洁，小时读的童话，现在读的革命书籍，尤其是在抗日流浪生活中，亲眼见到街头许多无食无家的乞丐、穷山沟里没有裤子穿的妇孺，单纯、幼稚、善良的心常常为此难过，常幻想人人都能幸福。如今参加学运，明白了通向幸福的路在哪里，怎能不兴奋若狂呢？
参加了新诗社，“诗”像泉水常从心中涌出。1948年
9月2日我以诗呐喊：…
走出去哦！你这个人/为什么像瞎子一样/拖着探路的拐杖/携着生命/对天喊着/活的路都没有啊看看/是什么时候了/星星都已回去/打更的人也准备休息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昂起头来/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呀/路就在你的脚下/走出去/从奴隶的夜/奴隶的平原/走出去啊/将生命/投向/一个充满鸟喧的/黎明＇
当时我这个小丫头，自以为很革命，还要去鼓
动别人。
三、四九血案
在参加学运的日子里最难忘的是发生在我们北师
大的《四九血案》。1948年4月9日凌晨，熟睡在石驸马大街二院的我们一年级同学，忽然从睡梦中听到如雷的吼声：“同学们！快起来！特务到本院抓走了十几个同学。”我和大部分同学连忙穿衣起床，迅速集合成队伍奔跑至和平门本院。
在曙光微露，尚是满天星斗的本院的大操场里，
聚集了全校学生队伍，密密麻麻，除了能看见许多眼镜的闪光，面部的表情看不清，但同仇敌忾的愤怒气氛却喧嚣尘上。临时搭的主席台上的自治会干部大声嚷道：“同学们！反动派这样猖狂，我们能容忍吗！”台下一片如春雷般的回答：“不能！”台下有人带头喊：“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应声响彻云天。台上：“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请各社团负责人到前面来商量一下。”
不一会儿，地下支委吴瑞章过来了，把我叫到一边：“钟鸿，你赶快骑车去北大报信。”我当时是有自行车的佼佼者，对北大四院也是熟悉的，曾到那里听过几次报告。我马上去车房推出了自行车，飞奔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接受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使我精神昂奋。我既没有感到街灯昏暗，也不怕街道冷清无人，平视前方飞驰行进，遇到不平的马路，自行车还蹦起来，因为紧紧地握住了车把，所以也不会摔下来，有时还顺势提一下车把。约莫20多分钟，骑到了北大红楼。敲开自治会的门，值班的学生干部看着我汗流满面他忙问道：“什么事？甭焦急，慢慢说。”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师大学校的10几个学生半夜被特务抓走了，我们学校的队伍已经开往新华门国民党华北行辕大门前，学生会派我来通知你们，希望你们也去支援。”对方倒了一杯水给我喝，同时说：“知道了，这就去汇报，你回去告诉你们学生会，放心吧！”“好！那我走了。”我放下水杯，转身骑车直奔中南海南大门（新华门）。
太阳初升，新华门前，已聚集我校同学。在学生
会的安排下，有的在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