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1951年春参加了市委机关派到上海的三反五反打虎队，清查和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资本家。除了参加与资本家面对面的会议斗争外，我还要向工人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和做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工作。我像一个战士勇敢地闯荡当时秩序还不稳定的大上海，既到穷人住的南市找工人调查，也到原租界享有独立花园、洋楼的资本家的寓所，向牵着小洋狗的太太、姨太太等宣传政策，让她们动员其丈夫交代问题。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运动声势浩大。当时宣传中说：不法资本家用旧烂棉花制成军褥送给抗美援朝志愿军，还有大量的不法分子偷税漏税，听到这种事确实让人们痛恨。
当时的三五反运动比起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温和多了，主要是以气势压人，展开工人和资本家的“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交代问题，不交代就没完没了地斗争。
北京对抗运动的资本家，多以火筷子、菜刀对抗或自残。
上海资本家自杀的不少，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吞氰化钾，吞入腹内、五脏即烂，医生在旁边看着，也来不及抢救；再就是跳楼，还发生了把过路人砸死的事。更多的资本家是胆小害怕，“低头认罪”“交代问题”。有天清早我刚开办公室门，就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大资本家坐在我们办公小楼的楼梯上等着我们上班，急于交代他的问题。我脑中顿时出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的画面。一种革命的豪迈感鼓舞着我的斗志，我觉得国家真是在涤荡污泥浊水，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过“法治社会”这根弦。
四、参与对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3年我参加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单位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北京市女一中，领导该校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教职员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肮脏思想。逼得教职员纷纷抖搂出心灵深处“最怕见人的东西”，供自我批判和大家批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资深的语文男教员坦白道：“我解放前老想发财，有天黄昏我走在北海石桥上，见地上一个熠熠闪亮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个钱包，但不敢大大方方地去拣，就把手帕掏出来，扔下，然后装着拣手帕，蹲下去拾那个钱包，一摸，湿漉漉地，借着路灯一看，原来是块西瓜皮，好懊恼。”大家听了不由好笑，为人师表的教师一下变成一个灵魂猥琐的人。也许这位教员当时是故意哗众取宠、“蒙混过关”，也许这就是“思想改造”要达到的目的？当时我感到这运动真厉害，比小说《牛虻》中神甫的作用还厉害，神甫只要求信徒向他一人忏悔自己内心的罪恶，并为忏悔者保密。而“思想改造”运动则要求所有教师公开内心秘密和一时的不良想法，真是太糟践人了。但当时我也只是如此一想而已，没有深思，也没有提不同意见，党既然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还能有错吗？自己只有紧跟。说明已经受“驯服工具论”影响不浅，不会独立思考了。
哪知对知识分子的侮辱日积月累地加剧。到1957年，教师中被打成右派的为数不少。到文化大革命中，则人人被触及灵魂，伤其皮肉。学校更是首当其冲。许多教师不分男女，被无知的红小兵剃成阴阳头，或剃成光头，留下两撮头发当牛角；还将写着“牛鬼蛇神”的字牌或沉重的木牌用铁丝垂挂颈脖；或让头顶戴上写着“反革命”等侮辱词句的高尖纸帽游街。被怀疑为有男女关系的女教师，则被挂上破鞋游街。师道尊严，起码的人格彻底被否定。
五、似曾幸福的家庭
1951年8月我刚20岁，浑浑噩噩的时期，就生下大儿子小强。我常怀抱着小婴儿在宿舍的院子里晒太阳，小强的一双小脚在太阳照耀下像红玉一样透明，抚摩着这双小脚，心里暖暖的，暂时忘记了少年时期的好友张守诚。有天强儿的奶瓶摔碎了，查汝强马上骑车去买回来一只，看着他也能主动关心孩子奶瓶这类细小的家务事，觉得他还不完全是个书呆子，心中泛起感激。对任何一个丈夫来说，干这些家庭琐事是份内的事；可是在我眼里，查汝强是个高傲的王子，在单位里他是领导，多少人都对他很敬重，那么他能在家做点小事情就显得不凡了。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小家。小强两岁时，我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小鸿。小鸿明亮的大眼睛很像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查汝强拥抱着两个小宝宝，又亲吻着我的脸。我这时的确感到幸福。我这个小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很少亲自洗衣服的我，每逢星期日，将小鸿放卧在小竹车里，推到水池旁，开始洗一大盆脏衣服。小强一边逗着弟弟玩，一边帮妈妈放洗好的衣服，查汝强则加班写文章去了。查加班回来，带着我和孩子去新侨饭店吃西餐。在北海公园，他抱着小鸿，我牵着小强的手，还有他那性格温和笃厚的大妹查汝芳，我们共同徜徉在湖光山色、怡红快绿中，其乐融融。
第八章“泥土“变味了
“老是把自己当着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着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这是诗人鲁藜写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我们那些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自以为是的学生来说，这诗是我们走向革命的一声召唤。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它被诬为一撮臭泥，如果你为它辩护，你就成了反革命。
1955年5月13、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于是清理“胡风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据后来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案件，一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2人。（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3页》）
没想到我这个仅仅是读过胡风及其朋友部分作品的读者，也在这场运动中停职反省一年。
一、殃及池鱼
虽然人民日报已经公布将胡风及其朋友定为反革命集团，但我的意识里，还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认为他们的文艺作品是反动的；看不清反胡风运动中包含着多深的严酷性，更看不到这是肃反运动的前奏。
1955年不平凡的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哼着歌儿“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轻快地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就响了，同室的同事毛承志马上起身去接。“喂！我这里是文艺处呀！有什么事？”毛承志接答：“哦！我认为鲁藜的《泥土》这首诗没什么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好，有事再来电话，再见。”毛承志回到座位上又埋头看书去了，这时却有一位同事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支部通知召开全体会议。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感到气氛很严肃。支部某个领导人讲话了：“在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严肃时刻，居然在我们党委部门出现了替胡风分子说话的人，他就是文艺处的毛承志！他在电话里散布胡风分子鲁藜的诗没问题。幸亏我们的老同志觉悟高，立即向支部汇报，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承志！你老实交代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毛承志说自己和胡风分子没有来往，只是看过他们的书。电话里的回答也不是故意为胡风分子辩护。毛承志的辩解引起会场在座人员的愤怒。而我却未作任何表态，我的观点和毛承志一样，对支部组织的这种突然而来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感到莫名其妙。正在我沉默思索时，一声猛吼把我叫醒：“钟鸿！你当时在旁边吗？”是那位自认为最“革命”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吼声，我回答：“在！”“那你怎么没有汇报？”我说：“我没听出问题来呀！”他大怒：“你没听出问题！”这时我仍没悟出问题的严重性，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也是为毛承志解释辩护道：“《泥土》这首诗在解放前鼓励过我们进步青年呢！”我处的副处长江雪真替幼稚的我着急。江雪当时30多岁，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她知道一场风暴要落到毛承志和我俩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的身上了。她直向我瞪眼，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对党内斗争实在是毫无经验，一时也难扭转对《泥土》这首诗的看法，我接着说：“《泥土》这首诗其实就是让我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群众”。还是那位打断我的话，冲着我嚷道：“钟鸿！你简直是越说越不像话，住嘴！”在座的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