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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下地干活，没有空闲，直到夜里十点收工。还是剪白薯秧，淋着雨干了两小时。李队长名文彦，她就坐在雨地里剪秧。我剪秧效率也在提高，突击了两个晚上，全部剪完。剪下的白薯秧卖给外村，一角二分钱一斤。
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曾作日记：…
1958年7月20日：剪完白薯秧挖了两天土豆，第一天真难受，在臭稀泥中踩来踩去挖土豆拔豆杆，农民都脱了鞋袜，有的脚都被泥里的硬物划破，唯我穿着半高统胶靴，第二天拔时要用手去挖泥，他们毫不犹疑地用手直接挖，唯我找了两根棍挖，相比娇气，不过我认为在不影响劳动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还是可以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劳动状态，清洁工、阿姨搞卫生，都带上胶皮手套。农民骑自行车，电摩出工。）
施肥，黑色的化学肥料，又臭又烧手；上粪，用铁锹将粪、土混合撒在棉花苗根下，已不感到脏了。这几天打尖（中途休息）时，读了两次报，很受欢迎，改善一些关系。那位在挖土豆打尖时曾讽刺我的大嫂，给了我一个西红柿，（因为头天我说了句歇得差不多了40分钟左右），干活吧！她就说：谁积极谁就干去吧！社员张贵也说：“不多，歇一小时也可以。”看来我还是多干少发言好。有些人较主动地和我亲近，马淑兰要我唱歌，我唱了。张贵却撇了嘴。杨惠兰昨天让我晚上到她家帮她学文化，李文彦不同意。看来想打成一片，阻力还不小。
今天在乡政府门口运白薯秧打尖时，有几个孩子冲着我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笑笑，没说话，以后他们也就不唱了。
这些天，吃足了菜瓜、甜瓜、西红柿。生活没问题，只是心灵孤寂、委屈。＇…
7月22日：今天打棉花疯杈，李文彦脾气不好，多问她几句，就说：“废话！”要不就说：“我叫你掰你就掰！”我说：“你讲清楚什么样子的要掰，我不就懂了吗？”一个上午她也不叫休息，隔壁大妈说她官气。
午时，收到母亲来信，万分关怀体贴，说小建一（二子小鸿）在幼儿园成了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我多想他啊！得到小宝贝的消息，给我带来温暖，激动中更感到处境的寒冷，痛哭起来，李文彦问我：“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她说：“有什么大不了得的！”＇…
8月3日：1日夜突击到12点，2日晨4点起床干活，头发痛。
今天下午阴雨绵绵，干活人减半，我6点收工回来。晚上雨未住，想看书，头疼得厉害，正准备躺下，催命的锣又响了。去集合的人没几个，队长大骂，只好来的听骂，不来的睡觉。雨也不停，人也不来，夜战未成。
秦宽的嫂子临产前一天还在干活，张静贤也是怀胎4个月了，仍然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有时还参加夜战，像花岗岩一样坚强。我也愿变成一块花岗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小块基石。
为了向文化进军，中午和晚上都学习，一点休息也没有。嫌累的人蔫不几儿地就不来了。
今早在小队办公室听说现在每人平均四亩地，可为什么地还荒成这样？我不了解整个生产组织情况，我想若包工包产到户或几个人的小组，也许会好些…
8月6日：感到生产组织工作有问题。据不少社员反映：大跃进，生产不比往年好，草荒严重，棉花落桃多，土豆结果少，玉米棒子小，浪费严重，洋白菜、苤蓝扔了不少。为什么？按技术员指令棉花拿顶晚，种植太密，社员对技术员小黄意见很大，称她黄世仁（歌剧《白毛女》里的地主）。技术革命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生产组织管理不细，包工只到小队，能否往下包？与按产记分方法结合起来？
8月8日今天下午为白菜地挑粪，已经可以不用垫肩了，而且换肩不歇挑了，把垫肩好好收起来作为纪念。夜里下暴雨也接着干，我不怕苦的精神，使我和群众的关系日益好转。大多数人已不把我当另类看，不论孩子大人摘了甜棒子（青玉米杆），都送给我吃…
8月16日棉花拿顶，活不重，但我的速度却不行，老乡总帮着我摘，保着我一块前进。夜里拔草，我又落后了，组长老韩，小袁叫大家过来帮我，一会儿就拔完了，我又惭愧又感动…
和社员关系越来越好，尤其是孩子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唱歌。张桂兰十三岁，白嫩的小瓜子脸上翘着一双丹凤眼，嘴唇红薄，嗓门清脆洪亮，拔草时她唱当地民歌‘对花’，美丽的歌声像黑夜的火花。这里会唱歌的人很多，郭淑兰、张希南、贾麻子、郭罗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会唱。马桂芬老是一面干活，一面唱歌，带动别人唱。
双淑英流鼻血七八天了，仍然积极地干活。她是个不爱说话，只知埋头苦干的老实农妇，有天她对我说：“咱们拜个干姐妹吧！”我没敢表态，心里头却是热乎乎的。
［一般来说社员对我印象不错，“人老实、和气、肯干。”就劳动本身来说，我是很落后的。与几个临时下放的女学生比，我都赶不上。有时急得我想哭。一天傍晚，大家分垅抢活翻地时，虽然我也脱了上衣，只剩下一件背心，汗流浃背地干，仍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休息时，我没有主动走近大家，小哑巴示意我坐在他的衣服上，并且摸出一块糖给我，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流泪了。
大部分社员他们是智慧的人，刚强、纯朴、善良的人，又使我想起了“冬小麦”。他们和我无隔阂地相处，使我得到了安慰。
正如道旁有美丽清香的各色野菊花，紫色的绣球花，粉香的牛犄角花；也有恶心的人粪。拔草时，香臭俱闻，蚊子叮的包不易消掉，碰了洋剌子（一种绿色浑身是毒刺的挂在树上的毛毛虫）皮肤更是麻辣刺痛。生活有香甜的一面，也有苦涩的一面。＇…
８月12日母亲生日那天，我回家住了一天。亲爱的小鸿却和我比胳膊，他说“妈妈的好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妈妈的健康。”13号一早我要回农村了，还没教会他用草编小马。真有些遗憾，我想再挤点时间替他编。小鸿就说“你来得及吗？不会迟到吧？”孩子这么懂事，我好喜欢啊！我不编了，不感到遗憾了。小鸿又说他和小强在劳动中都得了奖，他把奖状拿给我看，上面写着‘送给劳动模范钟小鸿（小鸿随我姓）’。他们用便盆运土，多有趣。小鸿还说他得了两次红旗，好多绿旗，红旗是乖，绿旗是乖一点。他很会照顾我，吃面条时，他说：‘妈妈多吃点，因为你在农村吃不到’＇…
8月20日当我和社员相处融洽时，我的情绪好多了，农忙，就少回家，书也看少了，生活就是本丰富的书。
以上记录了我认真“改造”的心情，证明了我决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当然直接当农民比原来下乡搞调查研究深入多了，这种磨练有益。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还经常拿起镰刀和农民一样地割草呢。我想任何时期都应该创造出一种宽松的有利的环境让年轻人自愿地到农村劳动，而不是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
三、神话与现实
有天从豆各庄回城到机关办事，在二楼楼道遇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问我：“现在在哪呀！”我回答：“在东郊豆各庄乡劳动。”他又问：“农村情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笑着说：“不敢说真话吧！？”我低下头回答：“真的。”他没有再问下去，进办公室了。我后来听别的右派说：“刘仁当时曾说：“钟鸿算什么右派？”但谁能反对当时的强权？即使彼时我知道刘仁对我的看法，我也不可能向他说农村的真实情况了。
当年鼓吹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报纸天天宣传“大跃进”使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互相攀比夸大成绩，甚至说小姑娘可以在麦穗上跳舞。提倡违反自然规律的‘深挖密植’。我亲眼看到的深翻土地，是在1959年八月中旬的一天。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在职干部到豆各庄附近开发“试验田”，部长们都参加了。只见已挖出一个很大的深坑，生土翻上来了。当时我想：移植大树恐怕也用不了这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