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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况。
她写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旁边还有两个押送他的农机院红卫兵监督，他还没有失去冷静，眼睛盯着那个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那年轻而清秀的女孩，她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着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作为去派出所报销户口的凭证，那么今天可送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回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上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烂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深达一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痛，而是反复不断地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又不是骗他的告诉他：‘在第六医院……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的市委干部章蕴送到下关轮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的讲话稿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