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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在飞机上写了不少东西，显然已经疲惫不堪，这会儿要休息了。何教授不想动电脑，只在硬皮笔记本上写。邵滨鸿几个月来推掉不少机会，一心守住去南极的承诺。行前三天，她有两天是在录影棚度过的，根本没有完全松弛地与儿子呆一个下午的机会。此刻她已靠在行李包上进入梦乡了。
唐老鸭故作洒脱，说一直忙了几个月，最近挺不住了，今天的时间，就在机场上睡觉！可惜机场的椅子不合作，每个位子之间都有隔断，无法躺下，弄得他好可怜，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不断地变换姿势。最后，这个素来受不了过多约束的汉子，索性就躺在地毯上睡去，图了个痛快。开始他枕的是葛教授的箱子，后来大概是箱子太高，便枕自己的手臂，后来手臂酸了，他便直接把脸贴在地毯上。这一切都是在睡梦中进行的。第二天晨起，我描绘了这一切，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评点说：〃一开始还要面子，后来干脆连面子也不要了，直接贴地了——亲吻戴高乐呢！〃他睡的时候，我先是坐在一边看守着，不让有人来拍照影响他休息，最后自己顶不住了，也昏昏沉沉地屈在椅子上睡去，一副对委屈处之泰然的模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夜无眠的战友扫入镜头，我们的〃丑态〃，成了他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友无数次乐不可支的笑。
漫长的飞翔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6点，我们踏上飞赴圣地亚哥的班机——法航〃416〃。我们要在这个航班上完成两段航程。一段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圣地亚哥，途中仅停留一个多小时，总共要15个小时。
坐上飞机，发现今天特别拥挤，座位全满不说，还全是体态庞大的老头老太。昨晚屈了一夜，背部旧疾复发，颈椎也不争气，浑身的不适，今天再这么挤，坐在机舱尾部又晃得厉害，我心里不禁有点慌起来——这未来的15个小时怎生了得。刚刚这么一想，就自责起来——要是乘船的话，这样的焦虑就不是15小时而是30天了，这么一想，心里便有了点轻松感。
昨天乘坐法航〃129〃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十分快乐的航空旅行。出发前，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中发现有一位女记者是这一天生日，我便提前买了贺卡，上机后几位学者分别签了字，准备送给这位记者。有人将此事告诉法航的一位〃空哥〃，那位〃空哥〃听了，二话没说，一步上前，弯腰就给了女记者一个吻。接着，考察队的葛教授代表我们送了贺卡。大家起哄说，不能连基本的礼仪也不讲吧！教授便以拥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祝愿。随着又指挥机舱里的乘客唱起生日歌来，一遍中文，一遍英文。教授的热情感染了大家，引来了一阵掌声。这时考察队王队长也来了，他代表全队向记者表示祝贺，并请来了机长。机长和司乘人员轮流上前道贺，法国人热情的吻使中国女记者满脸绯红。不一会儿，机长又送来生日蛋糕，送来香槟酒，整个机舱充满快乐的气氛。最后，机长邀请中国队选三名队员到驾驶舱去参观，队长选了我和国际台的一位记者陪寿星一同前往。在驾驶舱里，机长和驾驶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机的特点及飞行的状况，还向〃寿星〃赠送了一张飞行图和两面肩章。我平生第一次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看密密麻麻的电子仪表，看机舱前方广阔无垠的云天。
今天这趟行程，又将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呢？
休息前，邵滨鸿说，南美洲的海上日出是一绝美的景致，千万不能错过。大约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从半睡半醒中起身如厕，发现天空已有暗红色的云彩，便拿出相机和小摄像机准备拍摄。近二十年来我两次在福建东山，一次在普陀山，两次在武夷山，一次在太湖，还有至少五六次在别的什么山或海上，企图亲眼看一看日出的胜景，但每次都没能看到。我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几乎认定这看日出像是人们说的看佛光似的，是需要缘分的，而我就像一个背运的人，无缘于日出胜景，后来再到什么地方，提到日出，我便借口不去，免得因为我的背运而耽误别人看日出。但这次我却没能克制住，因为它被描绘得太美了，同时我也不用回避，这个机舱里的四百多人中，我只认得少数几个，而他们谁也没说要看日出。
我守在机舱尾部的一个小窗口前，专注地向外张望，看着那片红慢慢变大。看来今天这太阳是出定了。我心中窃喜，正准备间，发现葛教授也来了。我看他也是全副武装，便让他靠着窗边。守了一会儿，看到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教授盯得越来越认真，我便到机舱前头找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天空的小窗，却发现有一个外国青年的脚架在窗边，让我无法凑近。我站了一儿，希望他自己早点清醒，早点觉悟，不料他却生命不息昏睡不止，我只好轻轻拍了拍他，在他刚刚睁眼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并举了举手中的机器。还好，他没有像旁边的那位青年那样不礼让，把脚移开了。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我半屈着身子，以一种十分艰难的姿势守着，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我已是汗水淋淋，镜头中的太阳出得影影绰绰，不知拍成什么样子。
拍完日出后，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准备再睡，反正行程太漫长。教授说，我们今天还可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峰。获得初胜的我们心中充满信心，决心要拍到雪峰真容。当地时间中午1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稍事停留，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离圣地亚哥大约二百多公里时，安第斯山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时的飞行高度是七千多米，而该峰高达四千多米，距离不远，阳光又是那么灿烂，看起来十分清晰。这山脉从窄窄的南美大陆冲天而起，气势非凡，峰顶白雪皑皑，峰形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大家都掏出全部摄像家当，直欲把它变成永恒。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顺利抵达圣地亚哥。
在圣地亚哥
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有大约十间房。队长让几位学者住双人间，一部分队员打地铺。大厨老张又是第一个举手，红着脸跟别人争地铺，急了还请林清医生帮忙，说闪了腰正好要睡硬板床。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曾五次去过南极，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声望。他一看周教授和何教授还拎着行李找房间，便悄悄地把自己的行李扛到一个大统间。学者们事后得知，觉得十分不安，都想把房间让回去。我把几位学者都安顿好后，在大统间找到最后的一个位子。
当晚队长召开第一次会议。安排这几天采购、帮厨、清洁卫生及接受采访等工作，还宣布了纪律。我抢先承包了二楼男厕的清扫工作。
这一夜才睡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四时多，微微的晨曦中，我醒了。闭着眼听，楼外相当安静，风儿抚摸窗门，发出轻轻的声响。依稀有鸟儿的鸣叫声传来，很快又随风逝去。偶有车辆驶过，留下一串嗡嗡的声音。这是在那儿呀？在乡下？乡下父母的家就是这么静，可那一串车辆驶过的声音，又分明是幼年第一次进城在外婆家住时听到过的。我慢慢睁开眼，看到了这屋里微弱光线中的一排床，这才想起这是在圣地亚哥。
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清晨醒来后要重新入睡，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