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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滴香水在手帕上，母亲喜欢擦香水在耳后，我第一次依样画葫芦。
唉，要去爱一个人多么费心机，多么辛苦，再说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
这就是初恋，是我的初恋。
斯义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满座。我们两人坐在中排，全心在听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毕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种默契，有一分温情，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单独在一起，四周的听众与我们无关。我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远继续下去，好让我们依偎而坐，好让他握着我的手。
音乐会散后他建议我们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他说他离家多年，许久没有到山顶上去了。山上有点凉意，他脱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们居高临下，四周静寂无人，他的手围着我的腰，他望着山上飞过的浮云，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后方读书，香港不安全，你该离开，我们会帮助作和你的妹妹们入学。”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一定是从他同学兄妹那儿知道我的处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