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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春秋岁月第二篇 华府风云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十二月的冬夜，
说声再会，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风声，雨声，
微温的炉火，和着
寂寞的灯光，
一个人影。
——《炉火》
定居华盛顿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懂。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这是我来到美国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