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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小地方最为明显，这些越南人，他们必须做许多方面的适应，他们需要教育和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反过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除了开洗衣店，和卖杂碎之外，他们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我在全美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说，我说：“让我们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因为当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逆来顺受，若仍受歧视，他们将会成为问题人物。”
但是，某些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国人就没有这样幸运。在一些联邦政府的条规里，中国人甚至不曾被列为少数民族。在美国200周年时，我建议修改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因为其中给人的印象是，东方人来到美国，只是干些挖矿和修筑铁路的工作，然后就抽大烟。当然所谓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国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多少中国劳工死于矿中和铁轨之下。我提议政府提供一些基金会的经费，纠正一些教科书上的错误观念，使美国人对东方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没有政治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十几年前在国会中，没有一位华裔参议员或众议员，郑友良议员那时已退休，日本人至少还有井上、松永、早川，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至张。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感到西方船坚炮利，积极整建海军，本世纪初国力已强，也觊觎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另方面又得对抗“洋鬼子”，他们固然羡慕外人为洋房汽车和一切现代化装备，同时却对外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怀有无比痛恨。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矛盾。
1931年，日人侵略东三省，当时父母带着姐姐和我逃离北平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战后，外子和我重游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从洞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约需45分钟，可以想见其大。日人入城之后，将两个洞口封闭，灌入烟雾，将近1万人因此丧命，我们看见有人从防空洞里将尸体拖出来。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人类的残酷更加可怕。犹太人被迫害，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未为他们作证，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所受的灾难千万倍于犹大人，可是有谁来代他们控诉！
春秋岁月《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事编为连续剧。80年代我用英文写《陈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纽约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并由美国华府的《华府晚报》连载。1983年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陈香梅的散文与诗》。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又重印了我的长篇小说《谜》。
六七年来，国事家事，无一是处，每有开卷问苍天之感，该写的不能写、该说的不能说，能写能说的又不尽如人意，砚墨未浓，书不成章，每每掷笔。
近读《曾文正公家书》，这位清朝重臣做人处事正直严肃，从他致诸弟的家书及家训日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说做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又说文章学问之事以日知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读书、多积理，才能达到敬和的境界。无骄、无暮、有和、有敬，这是今日文人比较忽略之处。
记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遗诗：
绝城从罕计惘然，
东南幽恨满词签；
一箫一剑平生志，
负尽狂名十五年！
如今乱世已无秋瑾，但是我们在关心世局之余，安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现在再谈谈我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写《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原著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2年秋天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我为纪念外子而写的。当时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记之于文而已。书出之后，竟然成为畅销书（1962年《纽约时报》书评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这在我自己固然没有料到，就连我的出版商也没敢奢望，因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不过他介绍我给一家中级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编，看了原稿后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正在东南亚，他半夜里打长途电话把我找到了。我记得他的长途越洋电话半夜里吵醒了我，他好紧张地说：“你的稿子我一夜读完，好极了，好极了。我要出这本书，现在特别打电话和你商量版权，你让我为你出版……”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使我连答话的余地都没有。等他说完了后，我说：“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我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叫艾诺逊，纽约出版公司。你的书稿现在我这儿，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么说？”
我想人家倒好热心，反正我也不懂这一行，就让他去做吧。于是我说：“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师谈淡，他在华盛顿。”
艾诺逊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是答应了。”
我说：“就算由你来出版吧。”
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书名，设计封面的人我也有数了……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美？”
我告诉他日子，于是就这样出了一本书，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这是美国作家、经纪人、书商、出版家都会摇头大不以为然的事。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事时，替他们编了两本简单的中英文字典，是为外国学生习中文用的，字典由该大学出版，自己也没有版权，只觉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满足。后来《一千个春天》竟在美国出到第十版。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个穷字该包含了许多注释。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穷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业的不顺意或情意上的伤杯。我想这个穷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种经验与感受，要时间，要求进取，要大彻大悟才会有好文章。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个春天》出版以后，我在美国渐渐有了名气，许多美国人请我去演讲。艾诺逊也因为出版了我这本书，而名声大震。他后来又给我出了好几本书，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仍然是朋友。渐渐地，我觉得光写东西还不够，于是我重新进入航空界，到飞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许多人认为飞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实不然。事实上，飞虎航空公司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员在美国组织的。当时，美国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里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