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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春秋岁月修女德瑞莎
修女德瑞莎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1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
春秋岁月第三篇 留云借月
第三篇 留云借月
年年春日赏杜鹃，
年年春日盼归程，
人事几变迁，
岁月也无情，
旧梦如烟，
旧梦如烟。
－－《杜鹃花》
保密到家的访问
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竞进入里根大胜；12月，共和党内几名里根的密友开会，商以内政外交大计，议决正式联系中国官方外，有些人建议里根在未上任前先搞清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事务。
里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总统，对双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湾方面有人说，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认台湾啦。他和他的幕僚认为，这事该在宣誓就职前澄清一下。
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国情形很清楚，对美国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很忠诚的支持者”，于是，就找了我。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国大陆来，我说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请。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于是，里根总统正式声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我是总统特使。
起程前一周，贝克夫人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副主席史蒂芬斯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他带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莲娜同行，新郎当然对于新婚夫人处处迁就，为此我们秘密之行差点曝光。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铸（冀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过周恩来的助理和翻译，人甚风趣）。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史蒂芬斯夫妇会合，我们是总统当选人里根的代表，但双方都没有带秘书与随员，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美国朝野都忙着过圣诞佳节和新年，华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我，台湾方面有人接我，美国大使馆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开谈。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当天晚上，中美电视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当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一位刚卸任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Henry Byrold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来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