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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春秋岁月异乡
异乡
长天北斗
明月南楼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罗）不是殖民地之外，其余地区都是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