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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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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作古,其余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养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见、新的作风,但饮水思源是中国的美德,我想以这句成语和现代的新贵们共勉。

  台湾经济在继续成长的同时,文化素质是否也应同步成长?书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赏玩,高官与巨富最好也能多读些圣贤书,多在科技与金融之外研究些学问。岳飞曾概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飞生于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

  

  






春秋岁月谈中国人的前途






谈中国人的前途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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