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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
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
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
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我想，他们在车床旁竖起那块木牌时，内心里的虔诚无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萨少得多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我说出那么一番左右为难的话。他们不过是习惯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种“传统”行事罢了。没竖起之前是木头，竖起之后就成了“圣物”。若再去掉则有亵渎之嫌。我想了一会儿，便对他们说：“不必为难，小事一桩。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证做得使你们满意。”
几日后我离开那工厂时，他们主动问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实没有？
我回答落实了。
他们继而追问何策？
我告诉他们，我已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中央领导，由领导批示，他们照办就得了。
他们尽数哑然、怔然、愕然。
我笑盈盈道：“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去掉‘光荣’牌，显示了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人风范，此谓一美。你们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只须向工人传达此示即可，不必作任何解释，此谓一美。工人们受一次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现场教育，此又谓一美。故谓‘三全其美’，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沃克听我讲到这里，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一个月后，我陪沃克到八达岭游玩。正值京郊万山红遍季节，风和日丽，天高云淡，站在万里长城之上，俯瞰四野，极目远眺，心旷神怡，顿生叹人间沧桑，发思古之幽情。我斜倚长城堞口，吸着烟，向沃克讲了“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
“太美了，太悲了，爱得太伟大了！孟姜女的爱情，是应该与长城共存于后世的！”年轻的瑞典文学博士竟大受感动，泪水旋旋欲坠。
沃克要为我拍一张照片，忽然有一人鬼鬼祟祟地凑到我们跟前，低声问沃克：“买毛主席像章么？要外汇。”“你卖毛主席像章？”沃克惊讶地反问。
那是一个年轻人，身材很高，穿一件驼色毛料西服，皮鞋闪闪发光，几乎一尘不染。发式也很潇洒，架宽边珐琅框眼镜。样子颇有几分书卷气。我早已见他在游览长城的外国人中周旋，以为他是陪同翻译，未格外加以注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说：“你刨根问底的干嘛？我是在和这位外国先生做买卖，又不是和你！”转对沃克说：“先让您见识见识货色！”便解开西服扣子，将衣襟对迈克一敞——在他的西服里子上，在他的毛衣上，缀挂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琳琅满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民币一分不要！”对方说着，关上了他的“商品橱窗”。斯文的瑞典文学博士，突然用极其粗野的中国话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
“不买拉倒，你怎么骂人？！”对方慌乱地扣着衣兜。我说：“你真是生财有道啊！快滚，要不对你可没好处！”“我滚，我滚，何必呢？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人嘟哝着转身怏怏地溜掉了。
我和沃克互相望着，游兴一扫而光。沃克低声说：“我想回去了。”我说：“那我们走吧。”我们默默走下长城，乘沃克的小汽车离开了长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外国朋友面前，心中已不复是感到羞耻，
更加感到悲哀。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祗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句”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
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时间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
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一切”。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流传的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
在发展”。“侃”者——“侃大山”之谓也。虽然夸大其词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却道出了现实的某一“剪影”。富则兴许富得很快，但却未必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的现代人。一路望着车窗外飞闪的树木，我的头脑中闪生着许多思想的碎片。与沃克分手时，他说：“当着你的面骂中国人，我总感到对你是一种严
重的伤害。”我说：“别介意。”他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告诉我，他要到重庆去一次。我问他公事私事？多长时间？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半个月后，沃克又出现在我家
里。我用枣粥、炸年糕款待他。我不主动问他到重庆干什么去了，虽然我那么想知道。不探问别人的私事——我尊重这种西方的礼貌。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到重庆去是为了某件私事。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似乎更年轻了，也似乎更潇洒了。吃过晚饭，我吸烟，他喝茶。他不吸烟，正如我对再好的茶也不感兴
趣。他跟我谈最近的几场足球赛。我在电视里看足球赛时，无论如何激动不起来。我坦率地告诉他，能
够使我激动起来的只有两件事——看书和打斗片。再谈一次恋爱都白搭。他表示大为怀疑地问：“你也看打斗片？”我说：“太爱看了！不知为什么，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些
极其古怪的念头，比如一掌击断一根水泥电线杆，运用气功使一辆疾驶的大卡车骤然停住什么的。。”他就开心地笑。笑罢，瞧着我的脸，忽然问：“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佯装莫名其妙，反问：“问你什么？”他说：“问我到重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你说过回来后向我‘汇报’的。”他说：“我不‘汇报’，你便不问？”我说：“是的。”他说：“我现在希望你问我。”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问——你到重庆干什么去了？”他说：“为了爱情。”“爱情？。。”这我可万万没想到。“我爱上了一个重庆姑娘。”他庄严地说。我这才看出，洋溢在他脸上的，不仅是快乐，而且是由衷的幸福。他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离别时，在上海朱家角小饭馆的谈话么？”我回答：““记得。”是的，我记得。他曾说他如再到中国来，希望寻找到一个配作他妻子
的中国姑娘。而且希望我帮他寻找。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所以我从未履行自己当年承接的义务。沃克毕竟是个外国人，将一个优秀的中国姑娘介绍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