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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雯使我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外国人在中国廉价地得到了多少，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药从中国传到外国，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再利用它入侵中国一样！这是观念对观念实行的报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实行的报复。金钱——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对金钱实行的报复。小雯她以多么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外国人警告：小心报复！
只是我又多么为沃克悲伤！
枯干的树枝被月辉投映在窗帘上，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野猫在天棚乱窜，发出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叫声。。整整两个月内，沃克没有再来我家。
他最后一次来时，车内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工作的合同已经期满。办事机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希望他延长合同，他没有答应。他要回瑞典，机票已订好了，第二天。
“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你都是我的朋友。两年多来，你们夫妻一直视我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体会了这一点。十年内，也许我不会再到中国来了，这辆小汽车，这台电视机，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真挚地对我说。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却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车和电视机。
我拿出储蓄存折给他看——我的存款当时已足够买三台彩色电视机，不过有黑白的看着，不急于买。
至于小汽车，我不会开，没处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
“我真傻，”沃克说，“明知你不会接受，可我还是。。”我说：“沃克，记住两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轻受一文，不敢忘一粥’。这是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作人的原则。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感到永远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谅解我。。”
我将预先买下的一对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沃克回国一个半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说：我在中国，按照中国的观念，与小雯结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与小雯离婚。她将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获得瑞典国籍后，去美国。请你不必为她的处境担忧，按照我们瑞典的离婚法，半年内我将担负她起码的生活费用。她很善于交际，周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还有“本钱”。我倒有点佩服她了，一个重庆街道小工厂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的保育员而能到瑞典，继而将去美国，不靠权势，不靠关系，她不是很有点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评价她，认识她。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西方女性的冒险精神。
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她算不算一个“女强人”呢？但愿她在美国交好运。。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
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
她已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国朋友的妻子，我没来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这一“商品”的“广告”。
除了沃克，我还与几位外国人有过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国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佐藤素子、外语学院留学生原田秀美、日本综研化学株式会社工程设计事业部中国室室长味方重雄。那位美国人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课程主任毕克伟教授。
门户开放，身在文学艺术界，谁没几个外国朋友呢？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摆列哪一档级。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们的一句古训——“不轻受一文”。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对于为了得到某些洋货，为了出国，为了其他种种个人好处和欲望，而忘记自己应该怎样作一个中国人者，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声对你们说——我一概瞧不起你们！
我这人今后可能会犯三类错误：因为写了一篇什么不合时宜的作品而受批判；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网而播“轶事”于文坛，传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这三类错误以后，我也还要对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这篇笔记是该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过几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人生易老天难老。
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
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
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
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
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充满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