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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
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
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正正的毛笔字写的是：我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暑名——申·沃克。
也许是这个名字在留学生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号召力，也许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学生们的普遍愿望，留学生窗口一个留学生也没有，他们皆分散地和我们中国学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对留学生都没太注意过，更没接触过，问同学小莫：“哪一个是申·沃克？”
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个人前边的一名留学生转过身来，对我们点头微笑，态度友好。他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却并不魁梧。因为身材高，还显得有些瘦。但举止矜持，风度优雅。我们也友好地对他点头微笑。仅仅是出于礼貌。中文系与新闻系的同学合住四号楼。一幢楼一分为二，一半三楼划给了留学生。走廊被门隔开。门上挂着一把拳大的锁。镶的是鸟玻璃。某个中国学生若与留学生们接触过多，准会被“留学生办”找去谈话。接触过多是与无来无往相对而言。谈话的实质却意味着提醒、批评、警告。我当时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时处于某些同学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报告”打将上去。所以我避免与留学生们发生接触，讨厌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
逢年过年，什么纪念日，欢迎新同学或欢送毕业生，系里照例是要举行联欢会的，留学生们照例是要被组织起来参加的。他们有时也准备个小节目，一般照例是唱主席诗词歌。
《沁园春·雪》、《咏梅》、《蝶恋花》是留学生们很喜欢唱的。只有在这些联欢会上，中外学生之间才显示出一点交往气氛来。也只限于气氛而已，并不能深入到感情层去。像我和小莫回报沃克的微笑，谈不上友好，只能算礼貌。《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并被谱曲后，我却没
听到任何一位留学生唱过。我们中国学生是很快就会唱了的。
广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复播放。“不须放屁”之词，早、午、晚响彻校园。听也听会了。
何况每人还发了油印的铅印的歌篇，学生会还集体教唱了好几次。也巧，那天食堂还就是做了“土豆烧牛肉”。许多中国学生和留学生都买了。不知是哪位大师傅烧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却不烂。食堂里一片抱怨之声。食堂外响而亮之地播放着《鸟儿问答》。
我和小莫买好饭后，端着碗用目光四处寻找座位。沃克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定。他看到我俩，又朝我俩点头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占据了，我俩找不到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条长凳的一端挪了挪，只坐了个角，招之以手，示意我们和他坐在一起。
不过去坐下连礼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走了过去，与他“三位一体”。条凳只有二尺长，三个人坐上，两边两个人的屁股就缺少支点。这么坐着吃饭并不比站着吃饭强多少。我和小莫实实在在是出于礼貌。
其实饭厅里有五张桌子没人就座。都是“留学生专桌”。留学生们响应了沃克，谁也不去坐“专桌”，端着碗往中国学生的饭桌上挤。没座位的中国学生们宁端碗站着吃，或端回宿舍去吃，也不愿坐到“留学生专桌”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