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别看我父亲表面上一副悟禅得道的样子，”冉说，“其实他内心里经常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但他从不向我母亲流露。我母亲会认为那完全是社会心理学把他搞的，会劝他读点儿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自我调理调理。他也从不向我流露，唯恐遭到我的取笑。那只小狗叫什么？叫花花是吧？我也挺喜欢它的，我帮我父亲给它洗过澡。那一天我父亲带给它的排骨，还是我炖的呢！可怜的小狗，一口都没吃上。它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一双懂事的孩子的眼睛。凝视着人的时候，充满了对人无比信任和默默乞怜的眼神儿。我觉得那小狗的眼睛会说话，好像总是在对人说——请千万别伤害我，我是一只好小狗儿。我父亲说花花眼里有忧郁。我父亲说这样的狗不将它当人对待是不道德的。他还说这个世界上，动物万千种，却只有马、牛、象、猩猩和狗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有时会流露出忧郁来。我父亲说人的年龄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的年龄。人年轻的时候不曾爱过，那个人的心灵就不曾真的有过年轻时代。而人年老时不曾怜悯过，那个人就等于是一个心灵方面的残疾人。花花使他的怜悯有所给予。我父亲他和别的老年人似乎很不同，他太习惯于研究和分析自己的心灵。越研究越分析，越觉得他自己的心灵不健全。这好比一个将侍弄自己的花园当成太重要的事情的人，总想把一切美好的花全都栽种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总觉得自己的花园太算不上是一个花园了。你说这不就有些荒唐有些偏执了吗？我告诉你这些，其实主要是想告诉你，花花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孩子们。。”
我说：“这我不难理解，可我还是很糊涂。既然你父亲委托你来的，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个明白：为什么将花花活活打死的，恰恰是你父亲请的那些人？”
冉说：“是我介绍我父亲和那些人认识的。否则，我父亲怎么会认识那些人呢？我也不认识，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带着我和父亲一块儿去求他们的。他们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也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父亲送给他们的一条云烟。花花被他们打死了，父亲对我大发雷霆，质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没那么生气过。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登门找朋友，对朋友大发雷霆，当面质问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同样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当着我的面给那些人打电话，大发雷霆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和我的父亲。他们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们原本是想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是动身前，有一个人提议：干脆把狗打死算了，还能白吃上一顿狗肉。这年头一斤肉挺贵，狗肉又是壮阳的，何乐而不为？否则，打过这一次预防针，秋天还得打一针，明年开春时仍得打一针。总之一年至少得打两次针。人情托人情的事，犯不着那么认真。如果老家伙兴师问罪，摆出城市禁止养狗的条例，
岂怕抵挡不过去？他们都赞成了那个人的话，结果那个人的提议就等于判了花花的死刑。经过就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他们很不高兴，认为我的朋友小题大作。说我父亲送给他们的烟，是冒牌的云烟，质量劣得根本没法吸。因为这件事父亲一直到今天也不愿主动理我。而我只有迁怒于朋友，朋友又迁怒于那些人。父亲不论在任何场合，一有机会就谈这件事。讲学谈；做报告谈；在区人大开会谈。还以区人大代表和爱护小动物协会理事的名义，在晚报上发了篇文章，把那些人骂得够呛。骂他们是向孩子们示范恶的可耻透顶的反面教员。怎么，你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我没看到。我没订晚报。
冉又说，那些人当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们恼火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请某个记者撮了一顿，那记者就代笔替他们写了篇文章，批驳她父亲，用词极为尖酸刻薄。她父亲看了，火上浇油，再有涵养也没有涵养了，便写了第二篇回击文章寄到晚报，被晚报压下了，没发，认为适可而止的好，没必要开辟个栏目继续”争鸣”下去。结果她父亲气得大病了一场，还住了半个多月院。那些人还把气撒在她朋友头上。朋友觉得委屈，也责怪冉的父亲的确未免太小题大作，不该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张扬到报上，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于是反过来向冉兴问罪之师，大发雷霆。冉自然没有什么客气话相还。结果两个多年的好友绝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绝了交。。冉说完这些满脸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储蓄被人冒领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觉得，不说句什么，似乎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那么多人，吃一只花花那么小的小狗的肉，每个人也吃不到几口哇！”
于是我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说完，不免有些后悔。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她误认为我耿耿于怀。
冉叹了一声。冉说那些人没吃花花的肉。说他们将花花打死了之后，也都觉得，花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们感到索然。如果为了吃到几口狗肉，就怪费事儿地剥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简直怪没劲的。路过一处垃圾站，他们将花花从车上抛到垃圾筒里去了，连车也没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亲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
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
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们，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躇满志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