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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文化部。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便决定去找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
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
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
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
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
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
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
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我没“走火”。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
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
言，都与这话题无关。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
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
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我共去过她家两次。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
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
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
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
讲。”我便留了下来。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
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
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
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
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
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
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
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我说：“不买。”又问：“为什么不买啊？”我说：“有了。”
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
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