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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为什么呀？”其它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个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子们笑。
“那你以後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後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进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飘到木墟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既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个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漪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拼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浓密的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瞪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杆，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赔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赔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聊天。
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事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
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里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在前面。我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一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泼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象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里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梆梆、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象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进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的。
我们好象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
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她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象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