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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商店里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高跟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去旅店介绍处去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舶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下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沙滩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椎、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织品堆积如山。晒得黝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两吮着冰糕来回溜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对光着脚丫打闹跑过。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叉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
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海水晶萤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弋在潜不见底的深海。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行进，人借涌势，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起彼伏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地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惶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象是另一个快了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斯肆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
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的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呛水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了。我吃了一通冰激淋，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太阳；当然，我没再次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劝，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象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费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淌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
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象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象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模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
“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医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