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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钟在这里会面，但是他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这一夜，他的精神兴奋得简直没有闭过眼睛。第二天，果然在阳光灿烂的珠江江心里会见了金端同志。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江苏人，长条身材，面黄肌瘦，方脸孔，高颧骨，浑身热情，带着一点神秘的味道。他们亲切地互相问了好，就在树荫下面找了一张长椅子并排坐下，细细地交谈起来。
“陈独秀犯了错误！”金端这样开头道，“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南昌暴动起来了，湖南的平江、浏阳也暴动起来了。南昌的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广州，到那时候，广州还跟从前一样，恢复革命首都的地位。”
周榕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迷人的话。这些话所包含的内容，太令人陶醉了。如果这些话在明天实现，明天他就能恢复自由，他就能回家，他就能替周金报仇，他就能像从前一样，每天到罢工委员会或者别的工人团体去活动，过一过像人的生活。他说：“这恐怕是预告一个伟大的、理想的世界就要到来了！应该在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然后讨伐蒋介石，然后再讨伐张宗昌，张作霖。是这样的么？”金端眯起眼睛望着珍珠一般闪耀的江水，傲慢地回答道：“差不多就是如此。难道还有别的途径么？咱们确信这个世界已经掌握在工人的手里。咱们确信咱们自己有力量。这就决定一切。不过咱们这个伟大的理想跟一般的理想不同。一般的理想是按年计算的，理想的实现在遥远的将来。咱们这个理想是按天、按星期、顶多是按月计算的，说不定三天，三个星期，也说不定三个月，就要实现！”周榕又和他重新握了一次手，说：“金端同志，你的话太叫人感动了。我这几个月躲在地洞里生活，差不多成了瞎子和聋子。看见你，好像看见了光明的化身。你给了我不能计算的勇气和力量。那么，你说吧，我现在这全身的力量应该怎么使用？”金端点点头说：“是呀。”接着又把附近寥寥可数的几个游人仔细观察了一下，才说下去道：“理想究竟还是理想。咱们目前还处在人家的淫威底下，咱们损失了很多的革命同志。——你看，咱们的活动还是秘密的，像咱们过去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的活动一样。你有那样的决心么？”周榕说：“你这是哪里的话，我自然是有决心的。无论什么事情我都愿干，只要是革命的事儿。”金端说：“能够这样子，那是好极了。你参加一个时事讨论会吧。那是几个工人组织起来的。目前由李民天领导着。这个人不很坚定。——可是你看情况，要是他领导不起来，你就接替他的领导职务。你必须把咱们那个伟大的理想在那些工人当中宣传鼓动一番，使得大家都起来，为它而奋斗。你要知道，目前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信仰的。自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有些人害怕了，动摇了，在国民党的刺刀面前发抖了。这自然只是极少数的人，那些一向投机的人，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了许多话，谈得十分投契。最后金端又把那个时事讨论会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他，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周榕回家，把这些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炳，把周炳羡慕得嘴唇唧唧地惊叹不停。他羡慕哥哥有这样的幸运，他羡慕哥哥有这样光荣的职务，说：“二哥，这可能有点危险。”周榕有点害羞地笑着回答道：“正是因为有危险，才值得去干哪！”第二天晚饭后，天一黑，周榕就从生草药铺里走了出来，从大基头过了江，穿过一条一条的小街窄巷，走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家里。公共汽车卖票员何锦成，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洋务女工章虾、黄群，还有正在招商局走沪、粤班船的海员麦荣，都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原来领导这个讨论会的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个晚上却缺了席。这些都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熟人，大家一见面就谈起当年罢工的热闹情景，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章虾说：“周榕，整年不见，你总算把我们忘记了吗？”洪伟开玩笑道：“当然啦，他记得他的陈家表妹就行啦，记住你干什么？”大家嘻哈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插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军队，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姊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