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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吉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顶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午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得。”
“混帐，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再跟你们算帐！”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全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捭了会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残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大枪在抽干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噘着说：“拿硷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俺媳妇没回答，他们开枪打错了，对不起俺了，要给媳妇看伤。俺不叫他看，他非看，日他娘，又惹下麻烦了。”
智广问：“看伤又惹啥麻烦？下毒药了？”
“药倒是好药。可看完伤，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你家总得给个鞋钱，买盒烟卷吧？看一回要一回，那鬼子装好人看伤，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这高丽人还说，钱是给皇军医官的，他分文不要，只求俺给他干点活。今天洗衣裳，明天拆被窝，日他娘，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你年轻轻不学好，跟他们混什么劲？”
智广并不解释，讪笑着走开。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加藤还被蒙在鼓里。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治那小子一下。
智广又往前走，找着条胡同，又拐回大街上，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蓝土布棉裤，头上罩了黑帕子。已经擦身走过了，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叫道：“小先生。”
智广听着口音耳熟，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姑娘。三姑娘换了衣裳，也没施脂粉，又少了背后的大辫子，一下老了有十岁，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智广问道：“你，你这是上哪儿去？”
三姑娘说：“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我家有个病爹，瘫在炕上。不去看看，我心里不妥帖。”
智广笑笑说：“你这么一打扮，我不敢认你了。”
三姑娘说：“这个样是我的本相，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衣裳，辫子，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不作营生舍得穿呀？还指着它挣钱呢！”
智广说：“你的心挺好，干那个下贱事干啥？换个营生吧。”
三姑娘眼圈一红，叹口气说：“俺爹有病，欠了人家钱，把我当出去还帐的，再有两年把帐还上，我就不干了。要有人收我从良，天边我也去，咋伺候我也情愿。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自作下贱呢。”
说着，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递给智广说：“过年了，我没啥送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老天保佑你们！”
智广说：“这我可不敢要。”
三姑娘脸刷的一下红了，眼睛转了转泪花：“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
智广忙说：“不是！”
三姑娘说：“再不济，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
智广笑着说：“我要，我要。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我没啥给你的，不好意思。”
“你看得起我，拿我当人，比送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