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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常说及经济行为之一般的波动，以及这种波动一再引起大量失业现象。关于这类问题，一直引起广泛的论战。这些论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和最紧逼的问题之一。虽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在好的意义之下的许多计划行动，但是却不需照着许多人底想法，拿别的制度来替代自由市场制度。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在货币政策范围里来求此问题之最后的解救。这种解救办法，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不相冲突。另外有些经济学家相信，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高度的技巧大规模地调整公共事业。这种办法，也许会严重地限制自由竞争制度；并且，在实验这种办法时，如果我们要使一切经济活动免于日趋倚赖政府之管制与津贴之弊，那末我们就得寸步留心。不过，照我看来，这种办法，既非解决对经济安全之威胁的唯一办法，又非有成功希望的办法。谈到这里，我们底讨论就归到一个重点：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一方面要采取种种措施来防御经济波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得设法防制这些措施，使之不致引起那些威胁自由的计划。（这也须在一民主的建构上才有实行之可能——译者）
我们不难看出，有许多经济安全计划足以徐徐危害自由。这种安全计划所要实现的经济安全，实在是另一种经济安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系为了保障少数人所不应享受的特权。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之庇护下，有许多人底享受和收入，在自由社会中，是不配享有的。（所以，在自由世界以外，高谈“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多为官方。这与强调“计划教育”，如出一辙。“计划”一词，只是文饰的字眼而已。一究其实，不过是蛇缠蛙罢了。统治机构借着“计划”把社会缠着动弹不得，供其徐徐吞食。“计划教育”则为蛇口里放出的毒液。贻祸百代！——译者）他们底享受，在自由社会中，得不到道德上的证明。而这种道德上的证明，又与自由竞争制度是不可分的。认真说来，像这个样子的经济安全之要求，不过是要求酬报底另一形式而已。这种酬报，系由其主观的功绩而定，而非依各人底努力所产生的客观价值而定。（译者按：在泛政治主义的建构之下，经济安全，更明文地作为政治酬报之一。例如，共产党徒在所谓“革命成功”以后，一切衣、食、住、行，甚至配偶，都由“组织上照顾”。“高级官员”，更是享受超凡。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这些人配吗？一点也不配。因为，他们只会阴谋、捣乱、煽动、破坏、呼口号、讲符咒、搞组织。这些玩意，在自由社会中，一点价值也没有。大家避之有若蛇蝎，谁还会予以酬报？但是，从共产组体看来，这些玩意，大有政治价值，所以干这些玩意的人得到经济安全作为酬报。）
在各人得以各依自己底志愿从事行业的任何制度中，各该行业内各人所得酬报，系依其工作对社会其他分子的用处而定。即使他们底酬报与主观所要求的功绩无关，也是如此。大致说来，我们工作所得酬报往往依努力之程度而定；可是，并非在一切形式的社会中皆系如此。吾人需知，在许多情形之下，某种行业，或专门技术，其用途系依不能预见的情境而定。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底努力之酬报为何，颇不易定夺。如果某种发明新出，并对社会其余部分的人大为有利。但是，这样一来，却使科学训练极好的人原有的高强技巧立刻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形之下，此人处境之悲惨，实不难想象。过去百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这类事件。有许许多多人底发明，曾煊赫一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但时过境迁，后来居上，便显得黯然无光了。
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犯什么错失，但其收入锐减，而且因而陷入失望的深渊；即使他工作勤苦而且技术优异，他还是不能逃出这种厄运。这类情况，无疑是我们底正义感所不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受苦难的人之需要，合法利得之保障，如由政府来协助解决，当然会获得大多数人底同情和支持。政府之采取这类行动，不仅保护了生活艰困的人，并且助使他们继续得到从前的收入；同时又保障他们，使他们免于因市场波动而遭受损失。
吾人须知，即使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业，并不足以保证他们底收入稳定。如果政府设法保证这些人底收入稳定，那末他们底收入之稳定就变成一项特权了。而此项特权之获得，难免建立于他人底损失之上。这样一来，他人底经济安全便为之减少。如果我们希望大家获致收入稳固不变之安全，那末只有在选择就业时牺牲一切个人自由。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这件事只是常常被当作一项理想来看待，并没有认真地全面尝试过。在一般情形之下，许多人以枝枝节节的办法来获得这种安全，即从这一部分做到那一部分。结果，大家所得到的这种安全，是枝枝节节，顾此失彼的。这么一来，难免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安全，而暴露于风寒之下。暴露于风寒之下者，其不安全，必与日俱增。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为安全所需付予的代价时常增加，而安全之需要也就日趋迫切。驯至到了后来，支付任何代价以求安全，亦在所不惜；即使付出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了。（由此可知，在这样的情境以内，宝贵的个人自由可能于不经意之间溜走。真是危险！——译者）
在人底社会中，许多人底用处系起于那既不能预见又无法控制的情况。这些人底用处是须受到保障的。因为，如果不予保障，便会遭受损失。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底用处也是由同样的情况而得到。但是，他们却常常没有受到相同的保障。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这两种人所得到的酬报，与他们底实用价值便是毫不相干。于是，酬报之给予，及其价值为何，全凭官方底看法而定。官方认为一人应作什么，他底动机是好是坏，乃决定酬报之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官方作这些决定，大部分不过是行使专断权利而已。运用专断权利底结果，必至同工者不得同酬。如果同工者不得同酬，那末就不复能激励大家作有益于社会之事，甚至使各个人不能判断作什么事才会招惹官家底麻烦。（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官方实行专断权利——什么事都是自作自主，则地无分东西，结果都是如此。在官方底专断权利束缚之下，人人如坠入蛛网之蚊，动弹不得，做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碍手碍脚的。如果说这个样子的社会真会发生什么力量，来从事什么大的作为，那等于说月亮光会晒死人！——译者）
金钱方面的酬报和惩处，与各人主观的功绩没有必然的关联。任何社会常需变更不同行业的人之分配情形。但是，这种变更，如不复能藉金钱方面的“酬报”或“惩处”来实现，便须直接出于命令。饥不择食者流，常希望得到有稳定收入的职位。然而，他不知道，当一个人底收入有了保证以后，他既不能仅因他喜欢其职业而被允准长留其位，也不能因他喜欢别的工作而自行选择别的工作。这是因为，他移动其位置或不移动其位置时所造成的利益或损失并不由他负担。既然如此，那末，他是否可以转业，其权当然操之在控制分配的人之手。（译者按：在苏俄等等实行所谓“计划经济”的地区就是如此。）
在这个样子的世界里，事实上，除非一项工作与我们自己底利益直接悠关，否则很少人愿意在这项工作中贡献全部的力量。至少，就大多数的人而言，如果要他们在工作上作最佳的贡献，那末也需要某些外在压力。因此，在这种意义之下，外界的刺激问题，无论是在寻常的工作范围里，或者是在经理部门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假若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便会引起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工人的训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美国工程师描写得很好。这位工程师在政府部门中工作，对于实行计划之事很有经验。因此，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要实施一项工程，必定有许许多多未曾计划到的经济行动为围绕此项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留出一个地位，使工人源源而来。可是，当一个工人被开除时，他便失掉工作，并且得不到酬报。如果没有种种自由的旋回余地，那末对待工人就必须像对待奴工一样，要施以体罚才行。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