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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纵然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之情与日俱增，西方人还是继续输入德国观念。也许，就是因为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西方人才继续输入德国观念。西方人甚至于被德国人说服，相信他们自己从前的信念不过是自私自利之辩护而已。所谓自由贸易，不过是为增加英国人的利益而已。他们要英美人相信，英美的政治观念已经是过时的东西，而且是耻辱的标记。
伟大的乌托邦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eyek）之第二章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大国之一念。”
——F。Hoelderlin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已经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地位，成为大多数进步人士所主张的学说。从前，有些伟大的自由思想家曾对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下过警告。而现在的这一转变，则不仅仅是表示一般人对于前辈的警告已经忘怀而已。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相信另外一番议论。而这番议论的意旨，根本与前辈自由思想家们之所言相反。于是我们碰到一个奇特的事实：同一社会主义，早期曾被人认为是自由之最严重的威胁，而且开始问世时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之自由主义的，可是，而今它居然在自由旗帜之下，受到普遍的欢迎。（可悲！——海光）现在的人已经不大记得，社会主义，在其初期，彰明皎著地就是权威主义性质的东西。奠定现代社会主义之基础的法国著作家们，都坚信他们的种种主张，唯有靠强大的独裁政治才能付诸实行。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是想如何终止革命而已。而其终止革命的方法，是依据阶级层层管制之原则，细心将社会组织重加改造。他们又主张用强迫性的精神力量加诸社会各阶层以达到这一目标（译者按：这种办法，演变到了现代，就是藉政治暴力，强迫人家接受一个得势的政治组织所标尚的“主义”。于是，造成思想统制的专横局面。这路作风之最完备的标本，是共产组织。）当着牵涉到自由问题时，那些社会主义的创建者，对于他们所欲实现之企图，绝不踌躇。他们认为，思想自由就是十九世纪社会罪恶之根源。圣西门（Saint。Simon）是近代计划主义者之第一人。他甚至警告说，凡不服从他所创立的设计局的人，将“予以畜牲的待遇”。（译者按：现在共党类型的政治组体正在实行圣西门之言：对“凡不服从”其“设计”者，一律“予以畜牲的待遇”——除了以物理的方法消灭其身体的存在以外，给予粗劣不堪的配给（喂来亨鸡时，每鸡之食料定量分配，未尝不是“配给制度”之应用，关入集中营，强迫劳动……但是，对不服从者“予以畜牲的待遇”时，是否对于服从者就不“予以畜牲的待遇”呢？否！不过配给较佳，作为“忠诚”之奖品而已。美国猪之配给营养较佳，但猪还是猪也。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不服从计划者，予以较劣的畜牲待遇；服从计划者，则予较佳的“畜牲待遇”。所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一行，人的尊严消灭。人而失去人的尊严，仅余细胞一堆，尚得谓之“人”乎？）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民主有一段高潮。社会主义只在这股澎湃的民族潮流之影响下才开始与自由的力量结合。后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一名词出现，在很长的时间以内才把鼓吹社会主义的前辈们所引起的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疑惧的心理平息下来。民主政治根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与社会主义永远不能调和。关于这一点，杜克利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译者按：杜克利，生于一八零五年，死于一八五九年。法国政治家，出世于Verneuil地方。一八二七年作凡尔赛地方长官。一八三一年应法国政府之命前往美国研究反省制度。氏将研究之所得，写成《美国的民主制度》一书，一八三五年出版。此书问世后，欧洲各国俱有翻译。一八四九年曾任法外交部长。）
杜克利于一八四八年曾说：“民主制度是扩大个人自由之范围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限制个人自由之范围。民主制度将一切可能的价值加诸每个人之上；而社会主义则把个人当做一个工具。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中，个人，不过是一数目字而已。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二者都主张平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即使是这一共同之点，还是有差别的：民主是在自由里去追寻平等，而社会主义则是在桎梏与奴役中追寻平等。”（译者按：罗素曾说：“奴隶与奴隶之间是平等的。”这样的平等，有何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呢，所以，我们不可为了“平等”这一空虚的概念而感到满足。当着我们看到“平等”这一符号，或听到“平等”这一声音时且不忙欣然色喜。我们要作进一步的追问：“平等”是怎样来到的？是被动地“配给”的呢？还是主动地争取的？尤其要问：“平等”所指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是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呢？还是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年头儿，要办什么事都困难，只有要得到奴隶式的平等最容易。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正制就大批“平等帽”，免费奉送。但是，要得到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其事至难。你如果要向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争主人式的平等，他们一定会说：“嘿，你争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你叛变，你反革命，该杀！”由此可以判然分明，哪一种平等是假平等，哪一种平等才是真平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的确很容易实现平等，可惜这种平等是假平等。这种毫无意义的假平等，还值得强迫许许多多的人牺牲利益去追求吗？还值得用什么“计划”以求其实现吗？如欲实现货真价实的平等，有而且唯有在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里。）
因此，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存疑惧之心。而且，渴慕自由，乃最强有力的政治动因。为了缓和许多人的疑惧心理，并且利用大家渴慕自由的政治动力，于是，社会主义者天天对大家作诺言，允许大家得到所谓“新自由”。他们说，社会主义之实现，将使人类从必然的领域飞跃到自由的领域。（译者按：这话乃所谓“矛盾的统一”之一形式。举凡，从“国家之压制”到“国家之萎谢”，从政治现实的极权主义到政治理想之无政府主义，从政治理想上的仁慈到现实政治中的残酷。从现在否定一切到未来再肯定一切……等等“矛盾”的转变，都是与“从必然飞跃到自由”同一型模的想法。在事实上，一切独裁极权统治，无不以或多或少的程度利用此说以掩饰其现实的丑恶与严酷，且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向理想的未来，而忍受目前的蹂躏。其实，这种“理想主义”不过高等的愚民术而已。这一路的说法，在语意学的解析（semantical analysis）烛照之下，都是穿上圣衣的恶魔。容有机会申论之。）他们又说，社会主义会带来“经济自由”。如果人类没有经济自由，那么已经得到的那种政治自由是“不值得享有的”。人类尽管为了争取自由已经作过长期的奋斗，而能完成这件功业的唯有社会主义。那已经得到的政治自由不过是这件功业之初步的成就罢了。（社会主义是走上共产主义的桥梁。危险——海光）
社会主义者为要把这番议论显得言之成理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将“自由”一词的含义加以精巧的改变。因此，这些改变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重视。在那些曾为政治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使徒们的心目中，自由一词之所指，是免于被人压制，免于他人滥施专断权力。尤有进者，当一个人受到某些因素之束缚，以致除了顺从他所属的上级之摆布以外，他便毫无选择之自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从这些因素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这也叫做自由。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