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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杜月笙和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从无法生存的农村社会，投入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冶炉，他们经过相仿的磨炼过程，挨过白眼，吃过苦头，在黄浦滩的烂泥地上打过滚，因此，杜月笙了解工人的心情，同情工人的遭遇，他说工人们能懂、能感动、能听得进的话，做工人们所求、所向望、所迫切需要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全能投合工人的心理，受到他们的欢迎。杜月笙不要组织，无须干部，他和工人们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如水乳交融，迹不可分。
对待工人，杜月笙无需哗众取宠，阿谀讨好，他的善行义举不胫而走，传播宣扬，别人对他的中伤诬蔑，工人们会自动的加以反驳。当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实际情形渐渐公开，资方有人恶意的把这个「秘密」传给工人们听，工人们的答复却竟是反骂他们一顿：
「蜡烛！三个月的遣散费老早点拿出来，大家还要谢一声呢！非要讨价还价，弄僵了，等到杜先生一拍胸脯立刻打支票垫付，这才不好意思暗底下送回去，敬酒不吃吃罚酒！阿有面皮讲啊？」
杜月笙对工人同情体贴，关怀备至，替他们出钱出力，了无吝色，反过来他待资方的老板，其实也是尽量协助，并不后人，至少在他所表现的言词态度上，他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不论资方有没有吃亏，闹得不可开交的工潮，不可否认，仍还适杜月笙出面解决的。或许有若干资方老板对杜先生不满，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把不满的话说出口来，诚然杜月笙叫他们多出了一点钱，然而这钱他们出得起，尤其，杜月笙从不曾叫谁还钱过，付还杜月笙的垫款，多一半是他们自己良心不安。
于是，藉由任何工潮，一经杜月笙之手，立可迎刃而解的这点声望，使全上海的工商业者，没人敢于、愿于、肯于冒犯他，开罪他，或竟是杯葛他；相反的，为了往后的方便，向望接近这位大力人士，强大奥援者，倒是大有人在。
获得如此有利的条件，杜月笙开始在工商业者之间，广泛的结交朋友，物色人才。
在物色人才方面，他的注意力集中于青年新进的工商业界人士，他们或则本身已有相当的事业基础，或则具有卓越的才华，以及远大的前程，只要是合乎这两个条件，杜月笙无不虚怀若谷，倾心结交，务必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门下。在前后两三年时间里，后来殚智竭虑，为杜月笙建立其庞大的金融工商事业，并且为之负责主持的杜门重要干部，纷纷被他延揽入门。譬如银行世家子，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的哲嗣傅品圭，就因为杜月笙帮过他父亲大忙，不久又解决了他们父子间的产业纠纷，两代蒙惠，因而感恩图报，为杜月笙掌理他的银库──汇银行；又如富商子弟：「吃不完，用不穷」的徐懋棠，以及青年有为，精明干练的洪雁宾、张颂椒、蔡福堂、蔡润生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人才，民国二十一年恒社成立，他们都是发起人之一。
插足金融煞费苦心
当年，上海银行之多，密若繁星，国家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外国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台湾、又有所谓「小四行」：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南三行」：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北四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再加上各省的省银行、地方银行，以及最盛时期多达五百余家的民营小银行，林林总总，遍地皆是，真所谓漪欤盛哉。
杜月笙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有强固的政治背景，有兜得转的手段，也有向工商业进军的壮志雄心，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事业：国民银行。这个银行气派一点不大，规模实在太小，当年五十万的资本额，实际只收足了廿五万，不但此也，十八九年之交，还被经理田鸿年大炒其金，赔了好几十万，险险乎闹到关门。
所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杜月笙的「智囊团」，便向杜月笙建议，在着手建立工商事业之前，一定要设法再开一片像模样的银行然后再利用这片银行为立足点，打进在全国金融界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上海市银行公会，使此一举足轻重的人民团体，也纳入杜月笙的掌握。
在当时，乍听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大计划，不是令人为之咋舌，便是人骂声「阿要发疯」？然而，杜月笙一向是魄力奇大，而且极有耐心的，他立刻首肯了这个「疯狂」计划，同时，和他的智囊团频频密议，商订了极机密的进行方针和步骤。
他打出去一两张王牌，同为杜氏「智囊团」要角的杨志雄和杨管北，请他们好整以暇，优哉优游，每天到银行公会附设的餐厅，去吃一顿中饭。
银行公会附设餐厅，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连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交朋友的场所。杜月笙请二杨去做什么呢？通常是结交朋友，搜集情报，倘若发现哪一定「同业」发生了困难，他们应该迅速寻求困难的症结，解决的途径，赶快通知杜月笙，让他「获此荣幸」，加以援手。
杨志雄和杨管北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二位经常到银行公会吃午饭，前后足有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漫长餐会之中，以他们特殊的身份，超然的地位，动人的词令和卓越的交际手腕，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巨子和金融领袖，都成了跟他们无话不谈的朋友。
以无比的热诚，和渴切的盼望，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结交」和「服务」的机会。
国人自设银行，应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中国通商银行系盛宣怀创办，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初八开业（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因此，从前中国通商银行登广告，必定加上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那到是一点都不吹牛。
但是中国通商银行请外国经理，在结构上又是「官商合办」，所谓「商」，也是显赫如盛宫保（宣怀）者流的「亦官亦商」，即挽近之谓「官僚资本」。满清末年，老百姓怕洋人狠，更怕做官的靠不住，白花花的银两不敢往这种半官半商，洋人当家的银行里存，所以这片「中国第一家银行」，开张之后生意并不好。
早期「中国通商」最大的功劳，是促使工商人士了解银行的重要，于是由旅沪宁波钜商「阿德哥」虞洽卿（和德）发起，邀同「阿拉宁波同乡」袁鏖、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章、周晋镳、陈熏、连他自己一共是十个人，募集资本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开了片纯粹商营的四明银行，就在同一年里，又由宁波、绍兴两地的旅沪工商巨子，集资另设一片「浙江兴业银行」，因此，四明和浙江兴业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业银行。
由于四明和浙江兴业开风气之先，而且经营得法，获利倍蓗，引起民元以后的一股银行热，有铜钿人纷纷投资于开银行，当年开银行便有权利发钞票，发钞票规定应有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保证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可以贷放生息，六成现金准备也不过在检查的时候摆好来看看而已，于是五六十年前开银行，利润要比现在好得多，宜乎银行之设多如两后春笋，盛况历久不衰。
宁波、绍兴都在浙江省，中间只隔一片四明山，两邑人士开银行也是开风气之先一般人乃将宁波、绍兴同乡所开的银行称之为宁绍帮；而将后起之秀如陈光甫、唐寿民、胡笔江
等所开设的一系列银行称为镇江帮自民国开元到大陆沦陷，宁绍帮和镇江帮分庭抗礼，炙手可热，向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对于我国财政经济之影响，无比重大。
民国二十四年，官办银行为了顺利实施中央颁定的法币政策，对于拥有发行权的银行，亟欲加以控制，他们采行的方法是施予严格考验，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斥资，秘密收集若干银行发行的钞票，收集到相当的数额，骤然之间前往兑取现金，多一半的银行措手不及，兑不出来，于是财政部因为他们准备不符规定，立即检查，检查出了毛病，照说应该勒令停业清理，不过官方为维持金融起见，临时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长，将这一片银行纳入正轨。
当时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中央、中国、农民是国家资本，中国和交通官股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分之五十，交通百分之六十），农商银行是由实业部主持复业的，农工则由党国元老石曾任董事长，发行钞票有限，除去了这六家以后，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