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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候，万墨林从阴风凄凄的七十六号，移转到四马路总巡补房收押，总巡补房的督察长刘绍奎，不但与杜门相关，尤且归戴笠直接指挥。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戴笠卽曾致电刘绍奎：「吾人对上海各种工友，应加紧运动，密切联系，以制敌伪之死命。弟意应卽组织一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请兄等联络在沪同志，从速进行。」
得了「同志」刘绍奎的照顾，万墨林等于从地狱升入天堂，待遇极其优渥，尤且多了脱逃的机会。李北涛顺利达成初步任务，他便留在上海，暗中策划买通东洋人，把万墨林悄悄的送往香港。
不幸事机不密，李北涛的密谋为周佛海所侦知，他迅卽采取行动，命七十六号提回万墨林，乘夜快车到南京。周佛海接见万墨林，先跟他开个顽笑，然后开门见山的说：「万墨林，你所做的事情自家明白，七十六号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难，使你释放，很不简单。我此刻是买杜先生的面子，祇要关节打通，我自会放你。我说话算数，你也要向我提出保证，从今以后莫再到处托人，徒然增加我的困难，我请你安心的等好消息。」
万墨林拍胸脯答应了。从此万墨林便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晌，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做」，不给他吃苦头。徐采丞一直都在千方百计找路子，民国三十年五月间，终于被他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东北籍的国会议员金鼎勋，跟东洋人渊源甚深，杜月笙得讯以后，立电徐采丞从速进行。徐采丞邀同顾南群与朱东山，同往恳请金鼎勋设法，金鼎勋十分豪爽，他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条高级路线，说服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相关巨商坂田，由坂田、冈田影响兴亚院，指使日本军方：「皇军如需澈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顷者犹在多方争取杜氏之际，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曁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至此，杜月笙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亦卽周佛海所谓的「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
吴开先在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发表「抗战期中我所见到的杜月笙先生」，对于万墨林被绑架拷掠之役，曾有如下之叙述：「予（指吴开先）在上海，每月会报频繁，诚如杜先生所言：每次会报开会，均由万墨林均临时布置。就予所能记忆者，在法租界月笙先生之所有公馆，均先后借用数次，金廷荪先生寓所，虞如品先生寓所及赵培鑫先生、江一平先生、兪松筠先生、朱文德先生等寓所均曾一再借用，其余则为予素不相识，而至今不知其为何人者亦许多，问诸墨林君，但云恒社社员住宅而已。
「当时在沪工作较为繁剧，需款孔亟，中央汇款，时有脱期之虞，月笙先生知予经济拮据，不敷运用，函嘱其沪上有关事业机构，不时垫付，其超出预算之数，亦从未请中央拨还。
「敌伪在沪绑架暗杀之风渐炽，甚至日有所闻，月笙先生每有信来，总以予之处境为念，切嘱谨慎，并戒日间外出。凡日间必须处理之事，均嘱其亲信人员代劳。所不幸者，万墨林君卽于其时以被绑架闻，月笙先生在港闻讯（当时杜月笙在重庆，闻讯匆匆赶返香港），连电嘱予迅速移寓。万君墨林亦一硬汉，虽备受敌伪酷刑，而对中央在沪各机关人员，始终不吐一字。当时彼为与余最接近而连络奔走最多之一员如果稍无骨气，或禁不起严刑，则中央在沪各机构，有大部摧毁之可能！万墨林君为追随月笙先生极久之人，受月笙先生之熏陶特深，故遇紧要关头能发挥月笙先生之侠义精神。
「万君墨林终于获释，一幕惊心动魄之悲剧，告一段落。予又请假返渝，途经香港，与月笙先生相见。其时上海敌伪方面明绑暗杀，无恶不作，而英法租界当局慑于日人之气焰，已无法保障中央留沪人员之安全，当将上项情形详为面陈，月笙先生劝予宽心，此后如能不再去沪为佳，若依情势判断，恐仍不能不去耳。同时嘱予在香港休息数日后，再赴渝报告，并约在港（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兪鸿钧、钱新之、王新衡等诸先生，开会讨论此后工作。
「予返渝，休养一月，其年（民国三十年）秋问复来香港。月笙先生知予又将赴沪，谓此次去沪，更为冒险，敌伪方面在香港已设有机构，专事侦查往来沪港人士，余告以此行先赴菲律宾，由菲律宾乘船直接去沪。月笙先生认为此计可行，卽为予电在菲律宾之王正廷、杨光⒅焐倨寥壬Ｊ蓖跽⑾壬诜平煌ㄒ腥沃埃钕犬‘先生驻菲总领事，朱光屏先生任副总领事。
「濒行时，月笙先生告予曰：「『顷得情报，知共产党徒潘汉年，已与伪特工负责人李世群取得联络，相互协助，并闻潘汉年在沪，卽住李之私寓，势必互为利用，予兄等以打击，因共产党欲在沪发展民众组织，视国民党在沪地下工作人员为眼中钉。我兄此去，风险更大，而敌人亦多，但愿吉人天相。如有缓急当尽力帮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一番又警惕又温存之临别语，分手依依，黯然泪下。」
摸透李士群的底牌
杜月笙能够在民国三十年便侦悉潘汉年匿居李士群家里，和共产党要在上海发展民众组织运动的情报，可见他对于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眞正做到了「鞭辟入里，进窥堂奥」的程度。李士群本来就是共产党员，他降日投汪，扶摇直上，后来成为汪伪政府有兵有钱，权势绝伦的第一员狠将，除了为自己升官发财，独揽一切，其眞正目的却还是为共产党掌握东南，作开路先锋，第一功狗，凡此都是李士群这个敌伪特务头脑的最高机密，他把共党在沪主要负责人潘汉年藏在苏州伪江苏省长的公馆，用共党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全是冒险之至的阴谋部署，因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一直在以反共为第一目标汪精卫的伪府主席初期代言人兼机要秘书胡兰成，曾有一日贸贸然的问汪精卫：「和平建国岂不就好，为什么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布放弃阶级鬪争，我们似乎不值得强调反共了。」
汪精卫一听，当下脸上变色，断然答道：「共产党无论做什么，都是决不可信的！现在我们与重庆争中华民国的命运于一线，卽在于反共或被共产党所利用！」
汪精卫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最后目标，眞正意图。至于日本人在侵华大暂时期，以共产党为第一死敌，也是有目共覩，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杜月笙早在民国三十年卽已掌握了李士群的本来面目，最高机密，这也就是说：他已能将李士群揑在掌心，随时随刻制他于死地，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抓住了对方把柄，卽为最有效、最具威力的武器。办法简单得很，向日汪方面举发告密而已。日汪对李士群再宠信，再忌惮，也绝不会容许他居心叵测，阴谋图己的。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最有价值的情报，假敌伪之手除了李士群这大祸害？其中自有奥妙。民国二十年首督卫戍司令谷正伦重金礼聘日本谍报专家加藤少佐来华当教官，传授宪兵干部谍报术，加藤对于谍报最高原则轻轻的点那么一点他只讲了三十多个字的一个譬仿：─「金鱼缸里若有两条鱼，只能捉一条，另外放一条我们所要的进去，当牠能够取而代之，然后再换。」缸中之鱼系指可以到手擒来的敌方，「我们所要的」则指己方人员，己方人员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将敌方全部消灭，敌方的机构便都是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等于捏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掌握住敌谍不加运用，一举而歼之，敌方必定另起炉灶，「金鱼缸」的作用当然全部丧失。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对沪情报工作主持者正在看好戏，基于利害关系，敌伪人员内讧正烈，李士群毒死了吴四宝，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熊剑东等正在处心积虑，要杀李士群。李士群危机四伏，自顾不暇，遂而造成对我方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李士群被日本宪兵伙同熊剑东予以毒毙，汪记政府内哄宣告结束，不旋踵抗战胜利，此一情报运用之巧妙，仅此一点已令人叹为观止
李士群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位汪伪政府最突出、最有权势的人物，胡兰成曾经在他死后作以下的盖棺论定，他发而为文说：「李士群在时，他专杀蓝衣社的人，CC的人他一个也不杀，为将来留余地。但他最后一张牌还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用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