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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上海，陌生的世界
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