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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有一个心，是个充满幸福的心。现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两点半钟的时候，母亲的钢棺，在光彩四射的银架间，由白带上徐徐降下的时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这心永远无处捉摸了，永远不能复活了！……
不说了，爱，请你预备着迎接我，温慰我。我要飞回你那边来。只有你，现在还是我的幻梦！④
但是，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冰心，同时也知道，必须“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⑤。在伤心的同时，也要料理着生活。
②③④⑤冰心：《南归》。
在她母亲尚未瞑目的时候，她就与父亲一起，为母亲选定好了钢棺，又为母亲选择好了墓地。
母亲寿衣的材料，以及帽子、手套、袜子、袍子，等等，都是冰心冒着严寒，上街亲自选购的。又是冰心背着母亲，悄悄地叫来了裁缝，把寿衣的式样、尺寸、颜色，不厌其详地一一交待给裁缝，一件一件地精制出来的。
母亲去世之后，还是她，帮着父亲料理好了亲友们告别遗体、入殓、出殡等等丧葬的事宜。
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心，她剪下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同时还把母亲生前一直珍重地收存起来的她儿时的胎发，以及她在大学毕业时得到的“斐托斐”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连同父亲的和弟弟、弟媳的，以及侄女小菊的头发，都装在了一个小白信封里，放在棺内母亲遗体的旁边。
在冰心的安排之下，逝去的母亲的遗体，被安放在万国殡仪馆的一间紫色的屋子里，她安稳地仰卧在矮长榻上面，盖着一床深棕色的锦被，旁边绕着鲜花，点着一对白蜡烛。当全家人和亲友与这遗体告别之后，他们才将母亲的遗体安稳地装在钢棺内，让她枕在一个白绫簇花的枕头上，再给她齐肩罩上一床红缎绣花的被子，棺盖是玻璃的，彼此看得见，棺前仍然点着一对高高的白蜡烛。在紫绒的桌罩下立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他们就这样，又体面、又肃然地，把慈爱的母亲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家中再也没有欢乐的气氛了。彼此看着身上的孝衣，是一片素白。弟弟把钟摆停在了9点40分的地方，不忍再看到它走到母亲停止呼吸的钟点——45分。母亲昨天还躺在上面的床，已经搬走，空出来了一片地方。家里显得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冰心怕老父支持不了，就日夜都守在父亲屋中，陪伴着他，白天与老父作伴，每到晚上，勉强睡下，也是常常惊醒。有时她一个人走进母亲生前起坐的屋子里，其中的一切，都会使她回忆起母亲生前的情景，即使是炉中炭火的光亮和噼啪声，也会使她无限地思念已经逝世的母亲。她觉得辛酸，又觉得害怕，于是便写信给远在北京的爱人，向他诉说：“母亲死后的光阴真非人过的！”①
虽然失去了这样一位慈母，说句公道话——比起社会中其他的一些人们来，冰心还是幸福的。她还有她钦佩、爱戴的丈夫，和她尊敬、爱护的老父，以及三个相亲相爱的弟弟。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用仁爱的心对待他们。正如她自己在《南归》中所说的那样：“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我有父亲和三个弟弟，以及许多的亲眷。我将永远拥抱爱护着他们。”
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冰心的大弟弟从上海调到了广州。她便与尚在北京求学的二弟一起，把老父接到了北京。而将母亲去世的消息，死死地瞒住在外航海的最小的弟弟。当这个最小的弟弟，在大哥让他交给二哥的信封里，看见了一条系臂的黑纱，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偎倚慈怀的甜梦已经再也无法实现时，是接替母亲的责任的慈蔼的大姐，给了他抚爱和安慰。他在第二次离开祖国的土地，又踏上远航的征途时，曾经满怀着感激与信任的感情，写信给他的二哥说：“母亲是死去了，幸而还有爱我们的姐姐，紧紧的将我们搂在一起。”②
①②冰心：《南归》
冰心帮助父亲，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又侍奉着老父，回到了北京。母亲病逝前后的这几个月的生活，使她感到非常的劳顿。但是，也算了却了人生与家中的一件大事。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又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在1931年的2月，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子宗生（吴平），出世了。
三十一岁的冰心，身体是弱的，她经受住了怀孕时的不适和分娩时的痛苦，作了母亲，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把她曾经享受过二十九年之久的无私的母爱，再由她，传交给自己的孩子。
她在教书之余，尽心竭力地抚育自己的儿子，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儿子长得又白又胖，而且活泼聪明。由于孩子的拖累，她写作较少了，在孩子出生之后的1931年，她只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分》，一篇散文《南归》，两首诗——《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翻译了一本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所著的散文诗集《先知》。
《分》是冰心根据自己在产院里分娩时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体验而创作出来的小说。这是一篇十分有意思的作品，它以巧妙的构思，把作者的丰富的想象融进了真实的生活里面，赋予两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初生婴儿，以思考和谈话的能力。这两个初生婴儿之间的对话，给这篇小说涂上了寓言、童话的色彩，而冰心在这篇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已与她本人在过去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两个躺在育婴室的小床上“对话”的初生婴儿，那个第一人称的“我”，白净秀气，是教授的儿子，而另一个有着圆圆的头，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肤，结实挺起的小胸脯的，则是屠户的儿子。他们两个，在医院的育婴室里，都穿着同样的白白长长的小衣服，床挨着床，可以亲密地、无拘无束地谈话，成了相亲相爱的好朋友。可是，这对初生的婴儿，一旦走出医院的大门，贫富的悬殊就会把这两个孩子分离开来，一个将到社会的上层去享福，一个将到社会的下层去奋斗。其实，即使住在医院里，他们两个表面上虽然是暂时平等的，但是，他们父母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悬殊，也已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一个的母亲是住在头等病房里，一个人一间；而另一个的母亲则是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才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住在十几个人公用的大病房里。一个的父母在他刚刚生出来之后，就计划着他的将来，准备着为他储存教育费；另一个的父亲，为了谋生，却让孩子的母亲把儿子丢给祖母，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
冰心前几年曾在她的小说《最后的安息》、《六一姐》等作品中，对那些家境贫穷、心地善良的孩子们，表示过怜悯与同情。而在这一篇《分》里，她却给贫困的孩子，抹上了自信自豪的光彩，那个又壮又黑的屠户的儿子，虽然也羡慕教授儿子的福气，却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对前途充满了自信。他把自己比做路边的小草，而把小朋友比做花房里的鲜花，他对那朵娇嫩的鲜花表现出了一种“似怜悯又似鄙夷”的态度。他骄傲地对他的小朋友宣布：“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周围，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他以自己贫苦的出身为荣，长大了决心继承父业，他高声地宣布：“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
这样一种贫穷者对待富有者的态度，在冰心的作品中出现，的确是很新鲜的，非常地引人注目。而当他们脱下了医院里的白衣服，教授的儿子换上了一身温软美丽的婴儿装，屠户的儿子穿上了一件打着补丁的旧蓝布棉袄时，冰心知道，这两个出身不同的孩子，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
同时，过去一向虔诚地歌颂母爱，认为在母亲面前个个自由，人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