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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篇发表了的论文寄给他的媒人，并在献辞中风趣地写道：“1919年10
月1日附录：如我所知，1913年夏季泽海姆的大气中，除了Ra—A、B、C外，
肯定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而我的测电器却没能指示其踪迹。这是由于它发现
了萨尔茨堡的贝特尔小姐，她吸引了作者的全部注意力。”而后来薛定谔夫
人回忆他们的初次相识时说：“他给我很深的印象，首先因为他非常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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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张很吸引人的脸，……而在这之前我对他印象就不错，因为科尔劳施
已向我介绍过他。”
事业一帆风顺，生活甜蜜幸福，所有这些显示出薛定谔前途远大，未来
光明。但突然间，一切被战争所淹没了。
当时的欧洲大陆，普遍实行征兵制，所有适龄健康的青壮年都必须在战
时服兵役，因此薛定谔也在战争一开始，就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
炮兵军官。他后来把这段历史用寥寥数语作了概括：“接着战争开始了，那
时我作为一名炮兵军官驻扎在东南前线，没有受伤，没有生病，也没有获得
什么荣誉。”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他感到了甜美生活的难得，在战争所带来
的时间荒废中，他也更领会到了生命和时光的可贵。
薛定谔冷静下来，开始厌倦和谴责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开
始想念他的科学工作。而最令他震惊和悲痛的是一大批极富才华和创造性的
学者在战争中阵亡，其中，尤其是他的敬爱的导师哈泽内尔的死。哈泽内尔
是在1915年10月率队冲锋时阵亡的，这使得奥地利失去了一位正值创造性
高峰的杰出物理学家，这种惨痛的损失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
几经转战，战争后半期薛定谔的军旅生活是在后方度过的，这也是为了
保护科学人才而采取的措施。这样，薛定谔又可以发挥他的专长了，在距维
也纳3o公里的小镇，他给一批批即将赴任的防空部队军官讲授气象学的基本
概念和事实，例如大气的构成，太阳辐射，大气的分布和每天、每年的变化；
气压，高、低压区，大气环流特别是大洋、大陆和山区的风，气候分界线，
风暴，云层结构，天气图的解释等。这些课程尽管不过是重复他在大学学过
的课程，但毕竟使他有时间坐下来阅读资料，重续科学研究的旧梦，并焕发
出创造性的活力。他很快又向《物理学期刊》寄出了一篇题为“论大气声学”
的论文，讨论了大气中声波的传播方程。与此同时，他还关注着广义相对论、
量子统计和涨落理论、原子物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为战后迅速恢复研究
工作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尽管这里远离前线，条件优裕，工作顺心，但薛定谔无法压抑对战局的
忧虑，企盼战争早日结束。在一首抒怀小诗中，他向自己，也向每一个追求
真理、正义与和平的人发问：
“两支大军在1914年踏上征程，
其中一支至今鏖战不停。
另一支队伍的战士们秘密地为和平而努力，
请选择，你将为哪一方驱使效命？”
终于，1918年11月，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
匈帝国总崩溃，昔日的强国地位一落千丈，这无疑给整个民族及其生活留下
深深的痕迹。而对薛定谔个人来说，大战的结束和帝国的瓦解也使他的生活
发生了戏剧性的影响。
战争的结束，阻止了他在讲课之余献身哲学的计划，保证了他日后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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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上的发展。这个一度萦绕于怀的计划本身，也来源于战争中的现实状况
激发了薛定谔原有的哲学兴趣，促使他去思考一系列哲学问题。
首先是时间概念的基本哲学意义，正是在战争前线靠回忆度日的岁月
里，薛定谔对时间概念进行了哲学和心理学分析。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一篇
手稿中，他又讨论了因果性问题，至少在师从埃克斯纳之后他就已经开始思
考这个物理学和哲学中的基本原理。薛定谔是幸运的，命运女神使他在人生
选择的十字路口没按初衷去充分发挥他的哲学爱好，而哲学女神对他的垂青
又使他具有哲人气质，常常对一些哲学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考，这对于他毕生
的科学工作和研究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战后，薛定谔重返第二物理研究所，全力以赴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由
于战争后期的大量信息和思考的储备，他一连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其中关于
广义相对论的两篇题为“引力场的能量分量”和“广义协变引力场方程的解
系统”都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极大关注，并分别撰文讨论和回答。而薛定谔同
时还写了三本未发表的关于能量分析和应用的笔记。
量子统计和涨落理论，是薛定谔的又一工作重点。他继承了玻尔兹曼的
方法论原则，发表了三篇论文。他的工作还包括一个验证光量子理论的实验，
这也是他所做的最后一个认真的物理实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光的本性理论
发生了兴趣，因此他设计出一个实验，通过同一光源发出两束大角度的光，
观察是否有相干性和干涉现象来验证光量子理论。
尽管薛定谔在近两年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在国际物理学界知名度大增，
但他已无法再在第二物理研究所继续呆下去了。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
为战败国，赔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教育经费极度紧张，教师生计难以维持，
更何况他又筹划着结婚，要考虑婚后生活的开销。他开始考虑要找一个比较
宽裕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1920年4月6日，薛定谔与贝特尔小姐结婚。此后，他离开了他的母校
和故乡，先是移居德国耶拿，此后又在斯图加特工学院任副教授一个学期。
这期间他收到来自基尔大学、布累斯劳大学和母校维也纳大学的三份正教授
聘书，无疑，回返母校，继承哈泽内尔的事业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当时
奥地利学术界的经济条件和工作状况实在糟糕，使他忍痛放弃了这项选择。
薛定谔夫妇去了布累斯劳，在那数周后，薛定谔又收到并接受了苏黎世大学
理论物理学教授的职务聘书。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章开始了。
三、理论物理的困境
1921年10月，薛定谔夫妇终于结束了他们婚后一年半来不断的迁居转
移，摆脱了生活于战败国中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和阴影，在苏黎世安定下
来。当然，在瑞士靠教授的薪水养家度日也算不上富裕阶层，一个普通教授
那时也只能算属于可怜的低级阶层。但无论如何，这里物价稳定，人民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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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他也至少无饥寒之虑，从而能安心于教学和研究。
薛定谔的就职演讲以“自然规律是什么”为题，他以这样的话作为演讲
的结束：“我愿意相信，一旦我们抛弃了根深蒂固的绝对因果性偏见，我们
就能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而不再期望用原子理论去证实因果性教条。”薛
定谔关于原子过程几率性的论断是很有预见性的，机遇作为统计规则性基
础，也得以与因果性、与规律协调起来。
这位新来的教授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立性，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所开设的一系列理论物理学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他所主持的讨论班
上也总是围绕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和进度展开热烈的讨论。薛定谔还鼓励进
行校际交流，经常和联邦工业大学共同举行活动，他自己也同联邦工业大学
的数学家H·外尔和物理学家德拜成了莫逆之交。德拜与薛定谔神交已久，
两人都对固体比热、X射线干涉图形、原子结构等问题感兴趣，并已各自在
刊物上讨论过对方的观点，现在能当面切磋，互相琢磨，真是相见恨晚，倍
感快慰。外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早期对分析学、黎曼曲
面等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1913年任教于联邦工业大学以来，致力于用优雅
的数学框架来表述物理学概念和理论，自1917年起，发表了一系列“空间—